关一所学校等于开一所监狱

　　单士兵

　　最近，打工子弟无处安放的童年，令人揪心。自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兴、朝阳、海淀三区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关停通知，所涉学生近3万名。尽管官方表示将对学生进行安置，但相关安置路径中的道道门槛，恐怕仍将让很多打工子弟在北京面临无学可上的尴尬。

　　对那些强调“我们也为北京作了贡献”的打工人员来说，剥夺他们子女的受教育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等于变相地将他们驱赶出北京。当很多城里人在喊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时，这些打工子弟甚至连起跑线在哪里都找不到，这样的无奈悲情让人情何以堪，再待在这样的城市又还有多大意义？

　　当外来人口产生这样心理，这时就可以恭喜那些城市管理者了，你们为减轻城市人口压力，驱赶外来人员的动机就要实现了。当然，为了掩饰这种城市集体自私的丑陋，城市管理者还是会抛出种种看似体面的理由，摆出种种表面涂抹正义脂粉的救济程序。

　　比如，此次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就以没有办学许可证，没有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为由。打着“安全”的旗号进行权利剥夺，自然容易给人一脸正义的错觉。而在安置这些打工子弟时，则要求必须办齐“五证”才可以上公立学校，这无疑也再次让人见识“有程序没正义”的无奈。在短短时间内，可怜的临时农民工们要办好诸如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等证件，有时恐怕得跑断腿。

　　在开放的社会，北京有时却成为封闭的城堡，认为北京只是北京人的北京，不断采取种种手段，来对外来人口进行“过滤”。这种“傲慢与偏见”的根源，就深植于中国社会户籍制度的藩篱。没有一纸北京户口的外来务工者，就等于失去太多复杂利益的承载，在医疗、福利、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得遭遇到制度性歧视与剥夺。当成人世界权利不平等的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其破坏力与伤害力也只会不断辐射，制造更多的社会负面效应。

　　“你每关闭一所学校，你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马克·吐温这句话，现在看来并未能给城市管理者带来足够的警示。原因很简单，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基于城市运行理念与城市利益推动的结果。在城市精英自负的意识驱动下，在城市自我利益至上观念的指引下，城市管理者心胸陷于逼仄狭隘，也就会失去起码的人文精神与人性关爱，对那些外来人口子女到底是进学校，还是进监狱，漠不关心。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外来人口犯罪率高企不下的原因。

　　中国人承受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之苦久矣。所有的资源分配，其实都涉及到话语权博弈。在这个社会不断分层的年代，总体来说，有权有势有身份地位的人的子女，要越远比普通公众孩子更容易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外来务工者无疑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在北京就更加没有话语权了。特别是教育财政失去了对外来人口的制度性支持，户籍藩篱又对外来务工人员设置了种种权利剥夺，这样一来，剥夺打工子弟教育权就轻易可以找到种种借口，制造出种种虚伪路径来。

　　“无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富贵的还是贫贱的，聪慧的还是笨拙的，教育的理想都是为了人的一切”，教育专家朱永新在《我的教育理想》这样期望。

　　现在，被寄予“首善之都”厚望的北京却摆不下打工子弟的一种课桌，这实际上是一种危险信号，如果还是不能通过相关改革，来祛除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种种制度性歧视，改变他们被虚伪剥夺的命运，北京只会离宽容的、人文的城市越来越远，成为更多人心中封闭的城堡。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