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光大：川商亟须出川

　　访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谢光大

　　党鹏

　　中国西部经济和文化重镇成都，曾经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也孕育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民间股票交易市场，但当代川商无论在资本市场还是在实业发展上，却呈“高开低走、后劲不足”的疲软局面，让人既困惑又无奈。

　　热心推动川商尤其是民营企业成长，同时深谙其种种短处的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谢光大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政府能够为今日川商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

　　长短互见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30年来新一代川商群体的典型商业性格？

　　谢光大：四川的企业家不事张扬，很实在，有一种大智慧，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同时他们也很勤奋和包容。跟东部沿海以及东北的企业家相比，川商通常更能尊重所在行业、尊重员工、尊重竞争对手(即使彼此竞争很激烈)，他们愿意以谦卑和包容的态度，以取得商业上更大的成功。他们具有社会责任感，特别是不去挑战社会和政策的“红线”，只在许可范围内展示身手。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川商拥有更高境界的商业智慧。

　　《中国经营报》：像刘永好、刘沧龙、薛永新等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川商，都是以资源型企业为主力的，后来的川商似乎很难再重现其辉煌，是竞争太激烈还是机会减少了？

　　谢光大：不能说没有机会了，像通威的刘汉元做新能源，新希望的刘永好做金融业，都是切入新的行业，业绩增长也很快。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后，新川商有点后继乏力？我认为一方面受制于现实的投资创业环境，以及政府服务某种程度的缺失；另一方面，后起的川商企业家精神上进入了一段彷徨期，创新意识和商业胆识有所消退。

　　归根到底，企业家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环境，或者说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较为成熟和稳定，企业家才会把内在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近年来，不仅仅是川商没有新的领袖级人物出现，其他商帮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老板不去做实业，而是热衷搞PE(私募基金)、搞VC(风险投资)，实际上就是缘于对市场和政策看不准。

　　《中国经营报》：跟其他活跃的新商帮群体相比，川商最大的软肋何在？

　　谢光大：民间融资体系不强大，彼此的信任机制没建立起来，一直是川商的软肋。跟善于抱团发展，融资互助能力很强的温州商人相比，这一不足尤为突出。温州商人有很好的传统，互相之间资金的长短期拆借，都是建立在良性循环的信用机制上。而川商之间，即使三五个好朋友间的资金拆借，往往也会花样百出，纠纷很多。

　　我们省工商联尝试成立川商投资控股集团，就是想打造一个投融资平台，帮助川商突破固有的瓶颈。这家新的投资公司注册资金13.2亿元，出资方包括宏达、蓝光、新希望、川威、迈普、豪吉、金广、海特、剑南春、蓝剑等超过20家四川重量级民营企业。虽然对为数众多的川商企业来说，这个平台融通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但希望由此推动川商抱团合作，共赢未来。

　　“官”“商”对弈

　　《中国经营报》：近两年成渝经济区等国家战略规划的批复和实施，为四川的民营经济提供了很多新机会，地方政府如何在政策和服务上支持川商把握良机？

　　谢光大：目前，民营经济已占四川GDP的56%，要实现到2015年非公经济占全省GDP比重达70%左右的目标，非公经济每年都要在原有基础上增长3%才行，这要求大大拓宽民营资本的可投资领域。成渝经济区国家战略规划中提到，除国家禁止投资的项目外，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电力、医疗、教育、社会培训、金融服务乃至部分国防工业领域等，都应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创业。

　　因此，四川省市各级政府官员们，首先要意识到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主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群体；其次，要强化服务功能，弱化垄断倾向，降低门槛，放开市场，充分尊重资源的市场配置。一句话，管住政府这只伸向市场的手，川商才会有更好的明天。

　　《中国经营报》：四川省政府曾鼓励川商“走出去”，但除了少数个案外，大多数川商依然固守省内，且大多从事矿产、油气等资源开发，很少有更多跨地区和跨领域的投资突破。

　　谢光大：川商也有走出去投资的例子，如通威在东南亚投资农业、新希望在越南投资房地产、宏达股份在澳大利亚等国收购矿山，但总体上说，留在省内发展的占多数。这跟四川人的文化特质有关，像早年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东南沿海闽粤等省的人“下南洋”或“过金山”，大都是因为当地生活无着，不得不出外闯荡，四川是天府之国，民丰物阜，生活安逸惯了，很多企业家都不想走出去。四川企业的产品大多选择区域性市场销售，全国知名的品牌不多，这是他们又一短板。因此，川商的当务之急，是把视野扩大到全国乃至海外，寻求投资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