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开低走川商困局

　　党鹏

　　苍茫的巴蜀大地上，曾经群雄并起、草莽风流的民企黄金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了。

　　上世纪80年代乘势而起的新一代川商，有的早已功成名就，有的由绚烂归于平淡，而有的则身陷囹圄，“壮志”难酬。

　　30年后，除了刘氏四兄弟的“希望系”、薛永新的恩威制药、刘沧龙的宏达矿业以及严俊波的豪吉鸡精等少数常青树外，这片面积近5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8000万的广袤土地上，唯一一个全国响亮的品牌，似乎只有“四川农民工”了。

　　川商高开低走，后继乏力，“病因”何在？

　　“冲撞”两枭雄

　　2010年2月，四川腾中重工掌门人李炎欲以黑马姿态收购世界名车悍马之役，最终以“急刹车”收场。是功败垂成的大胆出击，还是精心布局的商业炒作，至今成为悬案。

　　其实，相似的一幕，川商前辈、老“愤青”牟其中20多年前就已上演过。

　　曾任牟其中助理的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写过一本探讨中国民营企业30年生死浮沉的奇书《野蛮生长》。前几年在成都推介这本心血之作时，冯回忆说，自己当时在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每月只领250元薪水，“大哥(指牟其中)说吃干的，我们就吃干的，大哥说喝稀的，大家就只能跟着他喝稀的。”

　　牟其中的“大哥”风范，源自于他有许多奇思妙想，并且敢作敢为。

　　1980年2月，年近四十的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人牟其中辞去公职，借款300元创办了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家私营股份制企业——中德商店。

　　在转战全国数年后，1987年，热衷游走政商两界的牟其中，最终将南德公司注册落户北京，不久即奇迹般的做成了一单大买卖：用中国300多家工厂的800多个车皮的日用品、轻工产品及机械设备，从前苏联换回了四架图154M 民航客机，还有相当于一架飞机价值的航空器材。这是当时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笔单项易货贸易，而牟其中自己几乎没为此花一分钱。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因上世纪90年代与俄罗斯合作“放卫星”的宏大计划受挫，牟其中和南德集团卷入复杂的财务纠纷中，吃了官司，2000年5月，他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18年有期徒刑)。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入狱，前两次分别是1974年因写文章质疑“文革”被判死刑(未执行)，1983年又因从事“商品经济”活动被捕受审。

　　1999年，牟登上首届胡润“中国内地富豪榜”，随即又成为该榜第一位落马富豪，且后继者众多，胡润榜得名“杀猪榜”，牟其中应记“首功”。

　　常常自诩“以天下为己任“的牟其中说过：“我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试验者、捍卫者。”但残酷的现实是，他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

　　对此，冯仑评价说：“商业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许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必须有很好的配合；牟其中的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

　　比牟其中小3岁的倪润峰，是试图“冲撞体制”的川商领袖另一典型。自1985年后的近20年间，这位出身军工国企的老总，身居体制之内，却放手厮杀于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家电业之中，一手缔造了长虹彩电王国。

　　倪润峰曾自比为“王熙凤”式的企业家，做事雷厉风行，但他“冲撞体制”的最后努力——即退休之前实现MBO(管理层收购)——并未成功，反而不得不于2004年黯然出局。

　　成败“红庙子”

　　正当牟其中为“放卫星”梦想兴奋得夜不能寐之时，老家四川也涌动着另一股澎湃的热潮。

　　自1992年底开始，在成都市中心名胜文殊院东南不远处，一条名叫红庙子的200米长小街上，每天有超过10万人手抱肩扛大捆大捆的人民币涌入，所有人都为炒卖公司股权证之类的原始股票而疯狂。

　　红庙子街，当时的四川证券管理机构所在地，一夜之间成为1949年后中国内地发起时间最早、交易规模最大的“一级半”股票交易市场。

　　同方联合控股老板朱志平，是当年红庙子街红极一时的法人股收购人。朱曾回忆说，“顶峰的时候，只要我一到，所有红庙子‘一级半’市场的股票都是涨的。”

　　还有一位后来身陷囹圄的传奇人物张良宾。

　　1993年，号称“玉面书生”的涪陵(现属重庆市)人张良宾辞去公职，怀揣3000块钱跑到成都，混迹于红庙子，跟诸多股票炒家和资金贩子“勾兑”(成都方言，有私下协商、暗箱操作之意)。

　　1994年，张找到工商银行的旧同事作担保，向某建筑包工头借了20万元，加上自己一些积累，承包了一家信用社(此做法当时很流行，后被禁止)。这家信用社账上有2000万元存款，按规定可以做500万元的融资担保。

　　1995年下半年，张良宾用这500万元买下100万股深发展(000001.SZ)股票，成本价每股7.5元，应付750万元，但当时可以透支。他一直坚持到股价上升至40元时才卖出，500万元变成了4000万元，由此掘得第一桶金。

　　张良宾就此成为所谓“资本运作高手”，一度收购了包括朝华集团在内的十余家实业公司，控股多家上市企业。但过于急速的扩张导致资金断裂，2005年，身负巨额债务的张良宾步牟其中的后尘锒铛入狱。

　　红庙子之“火”，同样烧热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宋如华的心。凭借为证券交易机构制作电子显示屏，他赚到了第一笔“巨款”34万元。孰料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宋如华与政府部门合作，主攻电脑软件开发，并在1997年底收购川长征借壳上市，随后又收购金狮股份(后改名为炎黄在线、炎黄物流)，还跑到香港创业板运作上市托普科技，在全国设立了27个软件园区，拥有1.4万余亩土地。

　　信心爆棚的宋如华甚至公开宣称，要打造一个“托普经济帝国”。直到2002年托普集团吹出最后一个“资产达到100亿元，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大泡沫之后，其背后30亿元的债务黑洞曝光，“帝国”顷刻崩溃。宋本人2004年遁走美国，留下了托普一堆烂摊子，还将涉案官员高勇(曾任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副主任，案发时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送进了监狱。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四川在国内资本市场上风光无限，沪、深两市四川上市企业的数量，仅次于上海、深圳，位居全国第三。但随着托普软件、银山化工退市，ST浪莎、S前锋、成都建投等企业重组，川股元气大伤，很长时间都未恢复过来。

　　有人曾感叹，张良宾和宋如华两大“资本狂人”，如果行事再稳重一些，或许真的能带动川商资本板块持续增长，并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代川商领袖。

　　“花心”川二代

　　现年43岁的成都蚂蚁集团董事长李浪，从年龄和资历上说，应该算是30年新川商群体中的第三代。

　　他觉得，“希望系”刘氏兄弟领军的第一代川商，早年以实业起家，不管是做哪一行，坚持就是胜利，而稍后于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第二代川商，投机心理就比较重，看到哪一行赚钱就想做哪一行，有点“花心”了。

　　李本人1993年大学毕业后，曾到当时的投资热土广西北海创业，不幸“呛水”，三年后不得不回到成都，干起拉板车给人搬家的活。谁也没想到，十多年后，如今的蚂蚁集团已经是年产值过2亿元、业务覆盖国内23个城市的顶尖搬家公司。

　　李浪的成功心得是，“我没有选择投机，只是选择自己能做的、熟悉的行业。”他承认，创业初期自己有过“花心”的时候，最初想做橱柜业务，一口气投入100万元，很快就亏掉了80万元，后来还涉足过娱乐行业，做过调查咨询公司，“因为爱好比较多，感兴趣的比较多。”

　　比李浪年长3岁的杨毫，也是一名“回头浪子”。早年从部队复员后到成都无线电厂上班的杨毫，整天忙着倒卖电器和酒，短短两年间赚了七八百万元，信心膨胀后投资家电生产，几乎亏掉了所有家底。1996年，他与李浪同时二次创业，筹措100万元投入房地产开发，如今，他担任董事长的置信集团，成了成都本土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如今，凡是知名度较高的川商，都已实现多元化发展，或正在走向多元化道路。刘氏四兄弟不必多说，如属于第一代阵营的刘汉元，其通威集团以农业、新能源为主业，同时涉足化工、宠物食品、IT、建筑与房地产、国际贸易等行业，后起之秀李浪的蚂蚁集团，也集搬家公司、IT、地产营销等业务于一身，最近则尝试开拓从厂家到终端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平台。

　　刘汉元曾表示，多元化这块充满诱惑的蛋糕背后，隐藏着无处不在的陷阱，很多企业不是做得太少太专“饿死的”，而是做得太多太杂消化不良“撑死的”，所以通威集团一直坚持“相关、适度多元化”的战略原则。

　　而李浪称，多元化不是不好，但后起川商最大的问题是，立足未稳便“花心”，过早追求多元化了。

　　总结新川商30年成败得失，依然绕不开“希望系”。

　　1995年，从养殖及饲料业起家，早已做大的希望集团正式分家，刘氏兄弟逐步分头进入新能源、金融、化工、房地产及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但时至今日，其主要代言人刘永好仍一再宣称：农业板块是我们的业务核心。

　　或许，虚与实、慢与快、前行与回归，正是考验新一代川商“成色”的试金石。(颜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