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治房：租界楼市大崩盘

　　李开周

　　现在房价最高的地方是京、沪、广、深等大城市，民国房价最高的地方则是租界。

　　上海租界、天津租界、汉口租界、青岛租界、九江租界……只要是租界，就比别的地方房子贵。包括北京的东交民巷和西郊民巷，因为有外国使馆和外国银行罩着，那儿的地价、地租、房价、房租也比北京城内其他地段高得离谱，连最繁华的王府井、大栅栏和正阳门大街都不是对手。

　　民国租界房价高，是因为有钱人都往租界挤。有钱人之所以都往租界挤，是因为租界繁华、干净、治安好、土匪少，还享有治外法权，你就是犯了罪，华界的警察也轻易不敢闯进租界抓你归案，尤其碰上军阀混战或者外敌侵略的时候，哪怕战火连天，轻易烧不到租界里去。所以贪官去职之后，军阀下野之后，政治犯被通缉之后，倘若不便出国，都想在租界买屋定居，那时候进租界就等于出国。富商大贾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日进斗金人人眼红，怕不安全，财产往哪儿转移？租界。家往哪儿搬？还是租界。

　　1934年，北平市政府派人普查全城房价，发现天价房几乎全位于西交民巷，连房租都比全城平均水平高出七八倍不止。1933年，在上海定居的鲁迅撰写专栏文章《中国人的生命圈》，说“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这在蚁民，也是一个大打击，所以还得想想另外的地方”，意思就是租界的房租太高了，普通人根本租不起。事实上包括鲁迅自己都是在租界外面租房，他稿费虽然可观，却租不起租界里的房子，只好尽可能挨着租界租房，可见租界里居住成本之高。

　　假如光是有钱人跑到租界买房自住，也未必就能把租界的房价抬那么高，这里面还有炒作的因素：有钱人以及有眼光的人眼看租界的房价和房租蹭蹭蹭地往上蹿，比吃了灵丹妙药的成仙者白日飞升都要快，觉得这是个让钱财保值增值的大好机会，都把钱投到房地产上了，或买房囤积，或买地囤积，搞得“许多房子都被少数人占据着”(1946年12月21日《时事公报》第二版评论)，“通衢大街早有豪强势家所占有，即背街小道亦大部集中于富商巨贾特殊阶级之手而不愿出售”(1932年《汉口市政》第8卷第2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历史名人，像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北洋军阀孙传芳、颜料巨商郑润生、英美烟草公司的大买办郑伯昭、国民党政要宋子文、清末变法领袖康有为，在租界都坐拥大批房产，每天喜看房价暴涨房租飙升。

　　炒房的乐开了花，买房自住的中产阶级和租房自住的工薪阶层却比吃了黄连还苦，他们辛苦工作所赚的钱，有一大半被炒房者拿走，于是有钱人愈有钱，没钱人愈没钱，畸形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了畸形的财富再分配，就跟今天的情形一样。

　　那年月，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都以为租界的房价会一直涨下去，房地产会一直火爆下去，于是建筑工程也就一天天持续下去，从无停歇的迹象。有首竹枝词唱道：“租界街基价倍腾，房金移转即加增。更多阔佬营三窟，土木工程日日兴。”这跟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模一样。

　　然而突然有一天，国人占领了汉口租界，占领了九江租界，收回了天津租界，收回了上海租界，政局风云陡变，楼市一落千丈，聪明的炒家早早地抛售，愚笨的炒家死死地套牢，租界出现了大崩盘。这里还有一首竹枝词：“寸土休夸值寸金，盛衰消长系人心。忽然买卖声沉寂，为鉴前车汉与浔。”

　　李开周，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