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立宪之路 民间海权时代的中国梦想

　　刘刚、冬君

　　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告诉我们，海洋为人类所有，没有哪个帝国能占有大海，没有一个帝王能统治海洋。天下观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有河流，却没有海，王权统治河水，对海水却无能为力，我们历数古往今来那些最贪婪的帝王，有谁能将海水变成他们的“王水”呢？

　　因此，专制王权对于海有着天然的反感，这不光是由于海之大显出王权的小来，更由于王权本身就与海的本质格格不入，海的本质是自由，那些出海者，从“王土”出走，自觉不自觉，都走在海的本质——通往自由之路上，这在王权看来，便是流落番邦，自绝于人民，而为“弃民”。

　　下海人扬帆远去，下南洋，下西洋，久而久之，就有了自己的思想，朱棣、郑和以后，中华帝国的海权思想便失落了，而这群人里面，出了一个思想家，代表了民间海权思想的兴起。

　　嘉靖年间，闽人吴朴著《渡海方程》，提出要在海外置都护府，开市舶司。

　　《渡海方程》于嘉靖十六年首印，为我国第一部刻印的海运水路簿，比欧洲第一本水路簿《意大利口岸簿》早四十七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以长江口的太仓刘家河即郑和下西洋的出发港为开洋出发点，分南北两条航线：南线经南海，印度洋，抵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国；北线经黄海，渤海，抵鸭绿江出海口。真可谓从东洋到西洋，从南洋到北洋，八万里水路，要设多少督护府？这样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了以海权立国的思想。海防背靠沿海，以海岸线为依托，海权，则跟着海外贸易走。

　　航海往西南去，至忽鲁谟斯国，据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三次到了忽鲁谟斯，还将其作为基地，从那里派遣分舰队赴红海和东非。有人说，忽鲁谟斯在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中，是一个离海岸不远的海岛。也有人说，忽鲁谟斯，就是霍尔木兹的音译，就是那时的伊朗。

　　把海权伸到波斯湾，如此想法并非破天荒，郑和下西洋已经这么做了，吴朴的海权思想，可以看做是对郑和下西洋行动的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据说，吴朴《渡海方程》，就是在对郑和下西洋的针路和十五世纪以来流传于民间的诸多水路簿进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沿海山形水势，航路远近，水道深浅，都有记述，并附有山屿识别图。书分经、图，“经”以记海国里程，且述其海权思想，“图”以志海中山屿，为航海标示。后来，“经”入《顺风相送》，“图”入《郑和航海图》，原著消失了。

　　从郑和下西洋到吴朴著《渡海方程》，约100来年，从《渡海方程》到茅元仪著《武备志》，亦将近100来年，《渡海方程》刊印前，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中国有过一个海权时代，吴朴的海权思想，便是这时代的反映。《渡海方程》刊印后，“筹海派”兴起，以郑若曾撰《筹海图编》为代表。

　　吴朴的海权思想，源于闽地故乡——漳州诏安梅岭，那里是海湾吞吐之域，海商往来口岸，海盗出没所在，川流不息的下海者，前赴后继的耕海人，“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吴以布衣混迹其间，“于天文地理，古今事变，四夷山川，道路远近险夷，无不在其胸中”，曾从征安南而返，因议海禁，被诬入狱，竟以囹圄之人，囚徒之身，奋起而为中国海权立言，所著《渡海方程》，忧愤如屈原赋《离骚》，伤心如太史公作《史记》，其深心可掬，悬胆如沥，泣血而悲矣。

　　吴欲以海权向海外发展，故以长江出海口为中心，东北至鸭绿江出海口，西南至波斯湾，一如百年前之郑和下西洋，欲于此辽阔海域，赋予其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理由”，而其海权思想，则欲以制度化的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国家理由”，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但他主要还是表达了来自民间的立场，反映了民间海洋力量，犹如美国海权学者马汉一样。

　　马汉认为，一国海权兴衰，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一国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人数多寡，从来就决定着该国海上权利的大小。我们以此来看明清两朝，怎么禁都禁不住的，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来看遍布南洋和西洋各地的华侨，他们无疑是中国海权最重要的力量，可明清两朝，不仅没有为他们的存在赋予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理由”，反而把他们当做“天朝弃民”，国家乱党，必欲置之死地。王朝如此，这在马汉看来，无异于自弃海权，因为，几乎所有海权，都以民间海洋力量为基础。

　　马汉指出，靠君主专制，当然也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质的海上力量，可经验证明，这样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以之论郑和下西洋，岂非正是如此？

　　而《渡海方程》，除了为出海者提供针路、海图，还要求朝廷为航海赋予“国家理由”。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来巩固海防，伸张海权；二来多开通商口岸，多设市舶司，增加外贸收入。

　　可这些好处，同民间海权的成长比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朝廷对民间海权的恐惧，更甚于从外贸获利。王权亦自有远虑，一旦放任民间海洋力量成长，并赋予了“国家理由”，而使其有合法性，那么促使中国三千年来一巨变，就不要等到欧人扬帆东来，早在东南沿海一带就已发生了。

　　吴朴擅议海禁，此其所以入狱；《渡海方程》为出海者立言，此书之所以失传。

　　而那些出海者，即所谓“海盗”，就是促使中国“三千年来一巨变”的内因。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巨变来自西方，可仔细一想，就发现，不是所有欧人都能改变中国，那些屠杀华侨，与明、清合作的西班牙人、荷兰人，就不能改变中国，只有利用了中国民间海权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变。

　　朝廷不要海权，出海人要，他们走东洋，下西洋，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和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成果和经济全球化利润，从自由贸易出发，他们走向了海权。

　　不是王朝，而是海盗，代表了那个海权时代，在那时代，南洋成了中国海。

　　由此而有郑氏以海权争天下的主张，这在中国史上，可谓破天荒。此前，郑成功曾以“通洋裕国”向隆武帝进言，还赋予民间海权一个更加堂而皇之的“国家理由”——反清复明。

　　他以这样的“国家理由”收复了台湾，接着，就派使者到吕宋去，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华侨的罪行，并联络各地甲必丹——华侨首领，要他们断绝同吕宋贸易。须知，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消长，就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的进退。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不光在东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一带，所有进入该海域的列强，都进入了郑氏的海权范围。郑氏欲以此海权收台湾、取吕宋、控爪哇，抓住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然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可怜这海权梦，因郑氏先崩，没有“成功”。清军入台，完成了国家统一，同时，也终结了民间海权时代，那时代多么精彩！

　　作者为学者伉俪，曾合著《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