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围观的烦恼

　　肉唐僧

　　很多国家都在实施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单从《宪法》和《选举法》的文本来看，难说美国的和中国的哪个更好。但是实际效果上却是判若云泥。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托克维尔于400年前对美国的敏锐观察。他说：“对于民主体制来说，比一人一票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国民怀着怎样的情操和精神与他人相处”。联想到民主的雅典先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寡头制的斯巴达，又在80年后沦丧于马其顿王腓力二世之手，说明相比于其他政体，民主政体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一人一票的规则，并不能保证国祚永续万古千秋。每人都享有平等的公共政治参与权，这个很简单。只需写个一千来字的《选举法》即可。但是要保证每个成员都有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与技巧，却是难上加难。此之谓“民主的脆弱”。

　　《独自打保龄球》这本书，副标题是“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关注的正是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国民怀着怎样的情操和精神与他人相处”的问题。“情操”和“精神”这些大词太虚。帕特南选定了——与“熟人社会”几乎等价的一个平台——“社区”，于此专注于公民参与这个话题。如此，便可以用社会学的一系列成熟的方法来将这个重要的政治课题进行量化分析。在方法论这一层面，即令人信服和耳目一新。这是第一个看点。

　　自20世纪最后一个三分之一时段以来，美国的社会资本即开始无可挽回地被侵蚀。20世纪20年代，80%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不足2500人的小镇中。而到了70年代，同样多的美国人却住在能容纳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市中。这意味着在50年的时间跨度内，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三个人被从熟人社会放逐，成为“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游荡的原子。一张灰狗长途汽车票，取代了当年雅典的贝壳。很巧，如此大的社会变迁，正发生在最近30年来的中国。规模甚至更大、程度甚至更烈——几乎所有人都搬离了单位大院或街坊，住进了商品房小区，社会关系被连根斩断。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危险的陌生人。于是我们退入“一切人向一切人开战”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有两个简单的数据揭示了美国社会人际交往强度的衰落：1980~1993年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增加了10%，但是参加团体保龄球比赛的人却减少了40%。要知道，在60年代的高峰期，有8%的美国男性和5%的女性，都是某个保龄球队的成员。这个数据着实令人咋舌。随着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与他人交往、“自愿”将自己放逐到陌生人当中去，另一组数据也就顺理成章了：1970年，美国工程师与律师人数比为4.5：1。但是到了1995年，这个比例下降至2.1：1。“把一切都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彼此不信任，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

　　从投票、组织社团、上教堂，到参加工会或行业协会。只要涉及人际互动的行为，美国人从参与人数到强度，都在全线溃败。即便是怡情小赌，美国人也从四个人一起打的桥牌改成了一个人拉老虎机。近年来如日中天的各色环保组织，细审之下也现了原形：绿色和平组织在为寄出8400万份邮件造成大量印刷垃圾感到内疚而停止了这一做法之后，会员数骤降85%。更糟糕的是，它的成员们绝大多数仅满足于填写小额支票，而不是亲身参与。这意味着任何公共话题，都越来越像一场体育比赛：大多数人买票观看，极少数专业选手做事。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表达的成本极度降低。言说越多，达成共识就越难，产生行动的可能与冲动也就越小。iPad就像一面面风月宝鉴，贾瑞们捧着意淫致死，却不肯下床趿拉个拖鞋去搭讪凤姐。

　　在所有可能的原因中，帕特南明确指出电视的普及、代际替换和城市的扩张是社会资本被侵蚀的主要原因。电视与其说是精神满足的一个选择，不如说是打发无聊成本最低的手段。它使得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要求降低、变得消极。同时，看电视长大的一代，也直接导致了其参与公共政治意愿与其父辈相比的大踏步后退。所以第一和第二个原因，在我看来可以归并为一个。而城市的扩张以及人们居所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使得人们在交通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1999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坐在汽车里的时间为72分钟，而且90%以上的美国人是独自开车。

　　对于电视的谴责，帕特南与《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可谓异曲同工。但是对互联网的态度，帕特南显得有些暧昧。他一方面承认屏幕对网民的劫持会导致其对线下真实生活参与热情的下降，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线上虚拟社区或许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有效补充。但是对于互联网，有一个负面的因素他没有考虑到，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拟真”。即：当用户摆脱了电视、广播和杂志等Web1.0的大众传播的“媒体拟像”阶段，进入以代码为平台的互联网之后，他们更醉心于与自己所创造的“超真实”之物——色情文学、游戏角色、视频聊天——互动，而丧失了对真实异性的兴趣。有了电脑之后，男人们不再需要女人了。好消息是：谢天谢地，还有女人来拯救这个世界——在他们打网络游戏的时候，她们却在写电子邮件。这，大概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