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受害者

　　维舟

　　近几百年的历史是矛盾的结合体：它既是人类史上空前的进步时代，也是一个大灭绝时代。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强调多元共存，现实却是生物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从未遭到如此严峻的濒危形势。以进步为名的发展机器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庞然大物，很多人看到它不可逆转的前进步伐，但也有人——例如本书作者——怀疑它的最终方向，并看到千千万万人因为不经意间衣服下摆被这部机器的齿轮钩住而“被发展”了。

　　不可否认，现代文明本身就建立在血和泪的基础上，这与巨大的进步是一体之两面。不仅是被贩卖的千万黑奴、猪仔和奴隶劳工，还有数百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在现代工业文明入侵之前，他们的领地（1820年时仍占全球一半面积）基本上属于一种相当传统甚至原始的部落生活状态，其文化模式对环境的要求很小，强调适应自然，而不是征服、改造、控制自然——平心而论，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不具有那样的技术能力。但最终，这种相对封闭而自治的状态（未必总是桃花源）被直接或间接地打破了，入侵者可能是个体贸易者、开拓者、传教士、招募劳工者，他们常常以一种无法无天的方式与这些土著居民打交道。

　　这样的故事人们或多或少听说过一些，也可以想像这是多么残酷的过程；而土著居民之所以遭受这样痛苦的命运，原因却仅仅因为他们“落后于时代”，需要服从那个“发展”、“进步”的绝对律令。不管他们如何申诉、抵制、反抗，总有人孜孜不倦地强迫他们跟上时代步伐。在传统的帝国主义话语中，土著居民常常被看作是孩子或不懂事的弱者，需要被人监管着长大，用《帝国斜阳》中一个英国殖民者的话说，有时就得“卡着非洲人的脖子说：跟我到21世纪去，等他们走过来，就会很高兴”。

　　但他们未必高兴。如果一个陌生人把一碗水强灌给你，就算这确实是一碗糖水，你也会觉得十分不快，更何况你可能本来就未必喜欢喝那种味道的糖水。目的的合理性并不能遮盖这样一个事实：更多人在“被发展”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痛苦和不安。他们久已习惯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甚至摧毁，而重建认同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何况他们的这种急剧转变常常是在遭到强制（土著孩子都要接受白人教育）、欺骗（一些被招募到澳大利亚做苦力劳工的土著，还以为只是出岛去玩三个月）等违背他们意愿的条件下进行的。美国19世纪的印第安改良运动看起来较为人道，实际效果却只是以“消灭灵魂”代替了“消灭肉体”，其结果是将印第安人变成了红皮白心的“苹果”。

　　公平地说，并不只是土著才是这种“被发展”的受害者，以赛亚·伯林曾发现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秉持有这样一个悖论：推断“自由就是服从”。其背后逻辑是：依据理性的强制不是强制，强迫人民服从理性的命令就是强迫他们理性地行动。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强烈否认或意识不到理性进步的好处，但理性最终将使他们自由；反对这种理性、解放只能证明他本人不理性，没有能力知道什么会在事实上使他自由。伯林认为，“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这是最强有力和最最危险的论点之一。”无疑，这个论点在应用于土著时格外危险，因为他们缺乏抵抗的技术力量。

　　即便如此，在近现代史上，土著和弱势群体抵抗变迁的事例仍然层出不穷，例如北美克劳族印第安人曾发明种种办法阻挠和反对本族儿童去白人学校读书。以往他们常常被视为逆时代的潮流而动，但正如本书所言，这种抵抗其实也有其积极价值，它促使人们反省：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它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那为什么即便他们遭受痛苦也要强制他们卷入发展进程？它也让我们反思进步话语：“只有在商业社会中，这种为了自身利益强调变迁的人才会专门去推进变迁，文化稳定性才会被视为有负面内涵，并被当成落后和停滞不前的象征。”

　　这倒也是人类学中的传统主流话语。简言之，这种观点强调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稳定的部落群体文化，同样具有其无上价值，而不是原始、落后、停滞，因而是有待提升和改造的对象。作者相当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进步”和“文明”的名义去改变和废除那些被视为“发展的障碍”的传统文化习俗。确实，很多现代国家将土著部落的习俗看作愚昧、迷信的产物，抱怨“遵守习俗就会阻碍发展”——尤其是诸如猎头这样恐怖的习俗。这方面可想会有很多争议，但有一点确实不可否认：假如以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作为准绳来衡量和要求传统价值观，后者的文化萎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从北美印第安人的状况来看，他们“被发展”和文明化的过程并未给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确实，有不少印第安人接受了主流文化，但他们仍然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许多人并未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反倒在两种文化之间徘徊和挣扎，陷入酗酒的困境。从牙齿健康状况来看，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们反倒身体最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坚持部落民急于要变迁，说：“我们并不觉得部落民是在其他人的强迫下变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似乎看到了亮光，愿意自由地跟随变迁的步伐。”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谁才是变迁的真正主体和受益者？

　　这也是理解本书的关键：如果前半本书像是不断的控诉，后半本书则回到现实关怀，倡导允许土著居民控制其文化资源和国土资源。总之，要把他们从一个“被发展的”受害的客体，变为一个能积极采取行动的主体，用作者的话说，“发展的受害者”的全部问题，“主要看是谁在控制资源，以及他们如何控制资源”。确实，这给了他们自治的权利，能使他们无须理会外界开发者的利益，但这真是唯一的或最终的解决方法吗？恐怕也未必。在现代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文化霸权的现实面前，土著居民（或任何边缘的弱势群体）完全可能作出与主流社会一样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