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1911年发难：质疑中国红十字会诚信

　　雪珥

　　一位美女在媒体上掀起了对中国红十字会诚信的质疑，这是发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而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这件“小事”却直接关系到它的终身：诞生初期的基因变异，令这个以崇高使命相标榜的机构，在日后的岁月中，极难摆脱血液中先天而来的权争、内讧因子。一个有着极大利益、而无严密制约的机构，即便它高高举着十字架，试图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难免沦为利益角逐的工具。

　　一位美女在媒体上掀起了对中国红十字会诚信的质疑，这是发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之所以是“小事”，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大了：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轰然倒塌。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红十字会的诚信问题，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这件“小事”却直接关系到它的终身：诞生初期的基因变异，令这个以崇高使命相标榜的机构，在日后的岁月中，极难摆脱血液中先天而来的权争、内讧因子。

　　殷红的十字架，有时无非是名利的另一个战场而已。

　　美女发难

　　危机来自于一位美女的公开发难。

　　美女的名字叫做张竹君，广东番禺人，这一年35岁。后世史学者将她形容为“身材高挑，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喜欢穿洋装，穿高跟鞋”，尽管这些都没错，也尽管不少著名人物曾为她神魂颠倒，但从今日能找到的老照片上看，张竹君实在难以称得上“美女”的。

　　当然，“美女”之美，也有一些是容貌及照片难以体现的。

　　可以肯定的是，张竹君绝对无愧于“才女”的称号。作为上海滩知名的西医大夫，张竹君刚刚创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赤十字会”，组织救护团到武汉前线救死扶伤。这位拿手术刀的好手，也娴熟地拿起了笔，在《民立报》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致沈仲礼书》，语气激烈、措辞尖刻，字里行间才华与霸气一并迸溅而出。

　　她所攻击的沈仲礼，名为沈敦和，字仲礼，浙江鄞县人，彼时45岁。沈敦和也是上海滩的名人，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就组织了相关机构，对战区的中国百姓提供救助，被普遍看做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如今，他也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同样宣称要到武汉前线提供人道救援。没想到，刚开张就受到了张竹君劈头盖脸的猛烈攻击。

　　张竹君的话说得很重：“公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利久矣。今又欲将牛头马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信中，张竹君要求沈氏将全部账目公诸于世，同时，还指责沈敦和“善变”，始则“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未几而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如今“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

　　通篇看下来，张竹君对沈敦和的指责，核心就是利用红十字搜刮资财。

　　这篇激烈的檄文，见报日期是10月26日，武昌暴动之后的16天。见报这天，张竹君已经离开上海两天了，正率领她的“赤十字会”救护团，开往武汉。在武汉，起事的革命军与清军正在进行激战，双方死伤不少，正是最需要人道救援的时候。

　　“赤十字”公开抨击“红十字”，这国际红十字历史上怪异的一幕开演了。

　　面对张竹君的攻击，沈敦和在两天后进行了回应。他在《申报》上发表公开信，题为《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在信中，沈敦和首先回顾了自己与红十字会的渊源，驳斥张竹君对他“善变”的指控。但在否定自己搜刮钱财的同时，也同时承认了并未及时向捐款者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

　　暗度陈仓

　　人们后来才知道，在张竹君高效建立并开往武汉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中，有4名并无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在太如雷贯耳了：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

　　国民党的革命史料中，毫不隐晦地承认：黄兴等人能够平安、迅速赶到武汉前线，尤其是黄兴能够顺利接掌武汉的革命军军事指挥大权，必须归功于张竹君利用“赤十字会”旗号的出色掩护。尽管根据 “国际惯例”，红十字会在敌对双方之间，必须严格保持中立(Neutrality)，这样才能获得交战双方的安全承诺，在战区获得相对自由的通行权。如果红十字会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情报搜集、人员装备运输等支持，则毁坏了红十字会的中立及信用。张竹君利用“中国赤十字会”，主导和实施了作战一方主要将领的护送，这种“超常规”的做法绝对违背了红十字的原则，实际上等同于参与了敌对的军事行动。当然，主流革命史观中，革命者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而敌人则是不可逾越规则的。

　　对于10月10日的武昌暴动，事后分享了主要胜利果实的革命党，其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枪炮声响彻武昌时，黄兴正在香港养伤。听到武昌暴动的消息，黄兴十分兴奋，决定赶到武汉去。张竹君提供的“赤十字会”通道成为最佳的选择。

　　一场大“运作”开始了，时间节点拿捏得恰到好处：

　　10月17日，黄兴等人离开香港，辗转赶往上海。次日，张竹君就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医生天职；

　　10月24日，黄兴等人抵达上海。当天，“中国赤十字会”的救护团就从上海出发，开往武汉，同时开始公开征召“第二团”；

　　在红十字旗帜和白大褂的掩护下，黄兴等人轻松地通过了政府设立的层层封锁，在10月28日顺利地到达了武汉……

　　对于相差两天而先后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我们可以肯定：张竹君的“赤十字会”，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黄兴等革命党骨干开赴前线；而沈敦和的 “红十字会”，其目的极为单纯，救死扶伤而已。

　　吊诡的是，张竹君在对沈敦和突然发难后，便没有了下文，除了沈敦和那份迟到两天的辩解，这场“赤”、“红”口水战几乎迅速地烟消云散了。而张竹君如果真是为了规范慈善事业，她本来已经点中了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的死穴：善款使用黑箱运作。如果抓住这个问题继续深化，则完全可能令善款管理的规范化更早成为公众关注焦点，这对树立“赤十字会”的形象绝对是个大好机会。但是，张竹君却突然放弃了，如同其突然发难一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甚至连她的“赤十字会”也迅速解散，昙花一现。

　　对于这一切令人费解的现象，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张竹君的所有行为，其本质并非一场人道救援行动，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为了人道救援，而是为了护送革命党首脑们抵达前线。红十字的大旗、义正词严的公开诘问，都只是为了将水搅浑，以便暗度陈仓。

　　果如此，则在这风云年代里已无山头可依的沈敦和及红十字，有幸当了一回革命的台阶和道具。

　　政治纠葛

　　辛亥年的乱局中，高举着红十字大旗的，不仅是张竹君的“中国赤十字会”，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还有许多家同类机构。而其中将旗帜举得最高的，就是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一国之内，并列着三家颇具知名度的红十字会，这无疑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景观。

　　从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它一直都在艰难地扛着政治的十字架负重前行。

　　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领土为战场，爆发日俄战争，中国政府却被迫宣告中立，战区内成千上万中国民众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为此，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数十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万国红会)。一周后，他们又正式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发源。沈敦和就是“万国红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管理人。而宣告中立的清政府，自己不便在战区出面，对这个“民间机构”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万国红会”在日俄战争中，为救助中国百姓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战后，“万国红会”本应解散，但应官方要求，为救助海参崴地区的华人华侨，继续服务辖区。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等上奏请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于1908年5月核定照准运营，取代了“万国红会”。1910年2月27日，官方任命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6月正式更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并启用了新的关防(印章)。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标志着官方对红十字会管理的深度渗透。此后，红十字会内部，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开始不断摩擦、争斗。

　　作为红十字会内部“民间”力量的代表，沈敦和其实也算是“体制内”的官员。他出身于宁波的茶商世家，早年赴美、英攻读政治和法律，毕业于剑桥大学。回国后在各地辗转任职。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沈敦和出任山西洋务局督办，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相识。次年(1902年)，沈敦和出任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一道，将山西大学堂建设成为北方改革开放的思想教育基地。1904年成立万国红会后，李提摩太帮助沈敦和获得了列强的支持，及日俄两个交战国的认可。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他作为“总董”，留在上海，负责为红十字会筹款，而会长盛宣怀则常驻北京，负责与政府各部门的周旋——其实，红十字会的会长职务，对于盛宣怀来说，不过是诸多兼职中一个极不起眼的职务。不久，盛宣怀就出任邮传部尚书，主管大清国最为重要的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等支柱产业，根本无暇顾及红十字会的工作，沈敦和是红十字会的实际灵魂人物。

　　沈敦和相当反感官方对红十字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战，始终贯穿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内部，这造成了内部官、商两界，及北京、上海两地之间的巨大分歧和离心。

　　武昌暴动发生后，“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处境尴尬，在交战区，一方是政府军、一方是反叛者，而红十字会的业务，依法必须接受陆军部指导，是有基本政治立场的，绝非国际红十字会标榜的中立。加上帝国政府被一连串的打击弄得发懵，政治、军事上的反应还没到位，更谈不上人道救助之类的“不急之务”。这其实就是被张竹君指责的“红十字会”反应迟钝的真正原因，也是沈敦和最后下决心另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沈敦和是撇开了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另起炉灶，新的红十字会更为中立，能够在交战双方获得更为严肃的尊重和礼敬。显然，这是稳重妥当之策。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建后两天(10月26日)，盛宣怀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并被朝野当做激发保路运动和武昌暴动的罪魁，遭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其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也同时被免，一些议员甚至要求政府处决盛宣怀(参阅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自此，“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实际已经瘫痪，直到19天之后(11月13日)，中央才任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接任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继续当总董，而在任命状中，中央已经不动声色地将“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这是对沈敦和“独立”行为的让步和追认，也是为自己所留的退路，体现了危机下的与时俱进新思维。

　　与政府和沈敦和这边的复杂局面相比，张竹君为革命需要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就简捷便当许多。

　　张竹君的社交网络，为她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仅仅经过两天的动员，她就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在南市上海医院召开了成立典礼。上海滩名人李平书、杨千里、陈继武等纷纷到场，发表演说，而董事会更是群星灿烂，令人侧目。报纸上称赞张竹君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尔)之再见”。这种风头，是循规蹈矩的沈敦和所难以企及的。

　　在武汉前线，“赤十字”、“红十字”两家机构的救护队，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张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开刀时为毒气侵入，发热臂肿”。值得注意的是，张竹君在前线，依然动用红十字的特权，为革命党提供便利。11月27日，政府军经猛烈攻击后，夺取汉阳，封锁长江，黄兴急需逃离汉阳，撤到武昌去。在这紧急关头，就是张竹君动用了人道救援专用的渡船，将黄兴夫妇等人护送到了武昌，再次为革命而牺牲了红十字的基本原则。

　　12 月14 日，张竹君率领救护团一部分队员先期回沪，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与新闻界的互动十分顺畅、娴熟，各报纷纷连载她有关前线战况和伤病救助的演讲。吊诡的是，她除了大谈前线的情况外，再也没有提起对于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任何指责。

　　问题继续

　　“赤”、“红”之争并非辛亥年的孤立现象，战乱之中，红十字大旗如同护身符一般，到处飘扬、随意飘扬：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济群红十字会、大汉红十字会、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等等，以及与时俱进换上了红十字大旗的各种传统慈善团体，与各地层出不穷的都督们一般，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

　　这具鲜红的十字架，突然成为新时代的人气产品，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已经多少掌握了国际惯例的各派枪杆子，都给予佩戴红十字徽章者一定的便利甚至特权，扛着红十字大旗，不仅能更为安全地在战区通行，避免受到双方士兵的骚扰和侵袭，甚至还能在交通、税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处。兵荒马乱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吸引人的呢？

　　几年后(1918年)，在美国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中，发现红十字的滥用遍及中国：如在成都，一有风吹草动，整条街道都会挂满红十字会旗帜；而在万县，商人们为保护自己的财产，都悬挂红十字会旗，并出售会旗与其他红会标识，赚取大量钱财；甚至有军队以红十字会作掩护进行战斗突袭。

　　一时之间，加入红十字会成为最为时髦及划算的投资。沈敦和的“红十字会”对上海之外的民众放开申请后，表格及会费蜂拥而来，红十字会一时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关注的对象，也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争斗的舞台，上海法租界内甚至发生了红十字会会员住宅遭到炸弹袭击的事件。对于红十字会的大力发展会员，有读者甚至投书《申报》，呼吁沈敦和 “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

　　至于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搜刮钱财，更是防不胜防。红十字会多次登报澄清，自己“并未派人在本埠外埠挨户募捐，亦无分赴内地及围场、车站逢人敛款情事” ，敬告人们不要上当，同时要求会员“格遵会章，束身自爱，严守中立……幸勿自失信用，损害本会名誉。人会诸君所得佩章、凭照，幸勿顶替借用。”

　　至于交战双方的特工人员，甚至军人，将红十字作为掩护，也成为刺探军情、发动偷袭的好办法。

　　这些都令这具来自西方的红色十字架，面临着中国特色的艰巨考验。

　　混乱的局面引起了朝野的共同关注。张竹君率先退出了这场游戏，1912 年4 月27 日，她在上海集会，宣布“中国赤十字会”完成了使命，主动退出。

　　半年后(10月30日)，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全国红会组织统一大会在上海汇中旅馆开幕，整顿中国地面上凌乱树立的红色十字架。副总统黎元洪、外交、内务、海军、陆军四部，奉天都督赵尔巽、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会，均派代表到会。

　　沈敦和在大会上说，国内红会名目繁多、参差不齐的状况与国际通例不符，“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会之所以急谋统一也……苟不谋统一，必至各自为政，办法分歧，既无团结之精神，即无巩固之基础，对内对外，能力薄弱”。

　　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红十字会在组织形式上很快地统一起来，但是，其内部粗陋的管理、不息的内讧，却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为了领导班子的改选，竟然“大打出手”，甚至出现了暴力威胁的恶性事件，官方与媒体的调查都显示居然有黑道插手其中。

　　一个有着极大利益、而无严密制约的机构，即便它高高举着十字架，试图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难免沦为利益角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