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独立性的经济学思考周慧兰

　　

　　本报评论员周慧兰北京报道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和理事、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士的新书《货币的轨迹》（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最近面世。该书就宏观政策的多个热点问题，包括央行独立性、贸易顺差的前景、人民币国际化对境内货币与金融的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有前瞻性和深刻政策含义的看法。马骏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通胀压力不断重演的重要体制原因是货币政策的决策受到扩张受益者的过度影响。为了长期的宏观稳定，应该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关于这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和其他相关话题，记者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为该书举办的首发式上采访了作者。

　　央行独立性：必要性分析

　　从美国和欧洲的案例中无法得出不应该搞央行独立性的结论。相反，应该得出的是不搞真正的央行独立性会带来灾难的教训。

　　《21世纪》：您的新书《货币的轨迹》刚刚面世，书中提出了对于加强央行独立性的思考，为什么在当下提出这一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的环境变化，是否使这一问题在当前显得更加紧迫？

　　马骏：我过去两三年参加的几十次经济学家和政策研讨会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反复提出货币扩张过度会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一些人甚至将2009年的货币政策称为“极度宽松”，后果不言而喻。根据我的观察，能够预见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恶果的大有人在，但都无法阻止实际操作中货币的过度宽松。这不得不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货币过度扩张必然导致通胀的道理连中学生都懂，决策者们更懂，那为什么在过去三十年来还会多次重蹈覆辙？

　　从国际上来说，央行独立性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西方国家，对央行独立性的问题讨论在70年代通胀高企之后曾达到高潮，此后经济学家（如Kydland、Prescott、Barro、Grodon， Fisher、Alisena、Summers）的观点和呼吁对推动中央银行提升独立性起了重要作用。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央行独立性对抑制通胀的好处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家们的基本共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和痛苦之后必然要反思，就自然会涉及到政府为什么会“容忍”甚至“创造”通胀这样一个体制问题，而最终几乎必然要追踪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中国，在过去两三年再次经历了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困境之

　　后，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是必然的。

　　《21世纪》：您论证了一个独立中央银行体系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控制通胀的好处。而众所周知，美国是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连续实施两轮定量宽松政策，为财政买单，第三轮也在酝酿之中。欧洲央行也从过去严厉的通胀对抗者变身为托市者。有人就会问，这些国家似乎都在放弃央行独立性，我们为什么还要争取央行独立性？

　　马骏：首先，我在书中引用了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这些严谨的研究成果都表明，有实质央行独立性的国家一般通胀较低。

　　最近确实有不少人指出，欧美央行的独立性在下降，美国、欧洲似乎都在把财政问题货币化，为什么我们还要搞央行独立性？我认为，正因为格林斯潘期间货币政策独立性下降，才加大了美国金融和财政危机的机会。美国的危机不是央行独立性本身的后果，而是十年前没有忠实执行央行独立性的恶果。如格氏执掌联储期间，为迎合政府“人人有其屋”（即所谓的美国梦）的政治意图，对银行大规模推出零首付按揭贷款的高风险做法视而不见，酿成次贷危机，最后迫使政府为拯救经济和金融体系而陷入财政危机。

　　美国目前陷入货币政策（被迫将国债货币化）困境的一个教训是：一旦出现财政危机，金融市场和经济就可能崩盘，那时再开始强调央行独立性就已为时过晚。在那个时点，“救市”、“保就业”、争选票的短期政治压力远大于央行独立性能够在中长期带来的控通胀的好处，所以这时候政治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央行独立性进一步削弱，不可能增强。这也告诉我们，要取得央行独立性所带来的中长期好处，需要政治家在经济状况不太恶劣的情况下有足够的远见，主动放弃干预货币政策的短期好处，将央行独立性真正制度化，即用规则绑住自己的手脚。只有这样，才有助于避免中长期危机，为下一代人（而不是为自己本届政府在扩张受益者中的支持度）谋取宏观稳定的福利。

　　欧洲央行的情况十分特殊，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央行。其问题是原来设计货币联盟时没有财政联盟的配合，所以在财政陷入危机之后，由于财政危机可能将导致货币和银行危机，ECB才被迫走向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当时设计欧元区时，有远见的人士曾指出过没有财政联盟，货币政策独立性恐怕最终难保，但政治家们没有听进这个忠告，现在酿成大祸。换句话说，欧洲的问题也不是由“央行独立性”导致的，而是欧元区的设计上并未切实保证央行独立性造成的恶果。

　　所以，从美国和欧洲的案例中无法得出不应该搞央行独立性的结论。相反，应该得出的是不搞真正的央行独立性会带来灾难的教训。

　　避免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要提高央行独立性，仅禁止央行直接认购国债是不够的，而须让央行能够独立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和利率。

　　《21世纪》：中国的货币扩张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财政扩张要求的影响，那么，央行的独立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离及各自追求完全独立的目标？

　　马骏：不同阶段我国央行独立性所面临的问题有不同特点或表现形式。中国人民银行从成立到1993年，一直未同财政部真正切断过直接融资的联系。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央行直接认购国债，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减少了财政直接向央行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但时过境迁，我认为目前央行独立性仍面临挑战，只不过表现形式不是直接来自于财政部，而是来自于大量利益主体对过度增长的追求和决策更加变得以共识为基础（即利益主体对决策影响力的强化）。

　　要真正提高央行独立性，仅禁止央行直接认购国债（避免财政部门的压力）是不够的，而必须让央行能够独立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和利率。若没有后者，即使央行不直接认购国债，却容忍M2和贷款以30%的年增长速度飙升，照样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和泡沫。

　　最近几年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大量贷款，事实上是将地方财政赤字和债务货币化，只不过这种货币与财政的关联要在几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如何防止这种情况重演？一是要给央行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利率的独立性，二是要给银行监管机构坚守信贷原则的独立性。

　　《21世纪》：就当前情况来看，中国国内已出现严重的通胀和资产泡沫，“扩张受益者”的影响力是否使得当前的货币紧缩力度明显不足？而经济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呼吁扩张的声音就会再度出现？

　　马骏：我的看法是，由于央行缺乏独立性，最近一轮紧缩启动太晚。若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控制信贷，2010年初开始加息，保持一定频率，今年一季度将一年期存款利率提高到4%，就不至于面临现在这样大的通胀和泡沫压力，紧缩周期末的紧缩力度也不需要太大。现在通胀还是很高，外部经济又面临明显的下行风险，所以必然面临政策两难。

　　针对目前十分不确定的全球形势，我的观点是，货币政策应暂时进入一个稳定期和观察期。若外部环境没有大碍，明年年初中国经济仍能保持9%的速度，CPI仍在4%，就还有加息的空间；若GDP的势头是往7%以下掉，CPI增幅明显下降，则有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

　　若经济确实明显下滑，下一轮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也要谨慎把握，一定不能搞到2009年那样的程度，否则就会导致新的通胀、泡沫和不良资产。假设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我们真的需要新的刺激政策，也应让透明的财政政策来唱主角，需要全国人大的预算批准，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刺激政策的真实成本。

　　《21世纪》：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通常有对内与对外之分，而这两者又常常是矛盾的。当前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波动，中国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元因素。那么央行的货币政策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应更多地关注于国内目标还是外部目标？

　　马骏：我在书中讨论的央行独立性指的是独立于政府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扩张受益者。这和你所问的在固定汇率体制下是否有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两个范畴。若一个经济体的资本项目是开放的，采用固定汇率就必然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香港就没有利率政策。

　　但中国的现实是，资本项目是半开放的，人民币汇率有小的灵活性，但没有大的灵活性。所以中国不是典型的货币政策被固定汇率绑架的案例。在目前体制下，我们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外利率（比如我们加息可能会增加热钱流入），但不完全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在国内通胀高企、实体经济旺盛的情况下，稳定国内经济一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事实证明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可以用加息等手段的，可通过对冲操作来消化热钱。

　　当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继续保持缺少弹性的汇率会对货币政策构成更大的制约。中国作为与美国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周期十分不同的大国，是不可能追随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确定，要求推动汇率向更加灵活的方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