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没有新知识大规模工业化无法发生

　　制度变迁与知识方向

　　我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故事：开放引入外源性知识而增加收益，改革显著节约了原先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一个重新扩展着的市场则提出了层出不穷的如何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的新问题

　　【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其仁) 认识锡庆好几年，是老朋友了。不过，2008年7月一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讨论会，还是让我对这位老友的思想功力，有了新的认识。

　　那场讨论会是科斯主持召开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那一年，科斯教授98岁了，亲力亲为，开这么一个主要由中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足以说明中国的改革经验在这位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毕生关注经济学进展、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老人家心目中的份量。

　　对受邀的中国经济学人来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可以当着科斯教授的面讲自己的见解，是一生难得的机会。谁也不愿意错失这天赐的良机，于是大家摩拳擦掌，带上自家最好的宝贝，要到那经济学的武当山上去比试一回。

　　锡庆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知识来源”。好题目。试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数十亿计的庞大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卷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潮，其间必不可少的天量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的，农业国工业化要消费大量新知识。锡庆分得清楚，一类是工业知识，那是传统农业代代相传的直接经验所不能自发生成的技术性知识；还有一类是合约知识，也是过去的熟人社会难以积累、却能在高度流动的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交往关系与契约组织的社会性知识。没有这两类知识，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无从想象，也根本不会发生。

　　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有一个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得到超前发展的教育。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生活贫穷与知识匮乏互为因果，没有可能为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备下必要的人力资本。当然，比起印度与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人口的识字水平与初级计算能力还算是比较好的。问题是，读写计算的本事不过只是吸收新知识的必要条件，即便几亿中国农民都打开了要装知识的口袋，那惊人庞大的知识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就是锡庆要回答的问题。他的答案，读者可以在本书第4编的文章里读到。其实，本书集合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为回答上述问题所作的准备。不少读者或许熟悉上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也知道“知识驱动的增长”在新增长理论里的地位。不过锡庆给我的启发，是不要以为除了知识带动的增长还有别的什么增长。他根据中国经验得出了更一般化的命题——所有经济增长都是知识推动的增长。引人入胜的问题是，在各个特别的约束下，不同的经济究竟从哪里发现了哪种类别的知识切实推动了增长，或者就是因为开发不出需要的知识而陷于停滞。

　　我自己对中国经验的理解是权利的重新界定。前苏联模式以国家的合法强制力消灭一切私人产权，排除市场交易，使整个国民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工厂那样靠行政命令来运行。以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衡量，此模式的交易费用几近为零、但组织成本达无穷之高。危机屡屡逼出改革，但困难是怎样使一向志在消灭私产的国家转向承认并保护私产。中国的经验是通过承包合约重新界定权利，在全盘公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合法的私产。改革中，原来政企合一的国家超级工厂分解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企、股份制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公司，与新成长的外资外企、民资民企以及无数城乡社区的集体企业共同组成一个混合产权的市场。

　　这套理解的基线是制度与组织成本的节约。但是，要有收益和收入才谈得到费用的节约。否则，包括制度与组织成本在内的“费用节约”，究竟是从何发生的呢？恰恰也在芝加哥的研讨中，我突然意识到“节约交易费用”有沦为一种新的流行套话的危险。

　　锡庆关注增长的知识来源，着眼点正是收益。这或许是让成本分析变得较有内容的一个重要法门。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故事：开放引入外源性知识而增加收益，改革显著节约了原先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一个重新扩展着的市场则提出了层出不穷的如何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的新问题。

　　那次研讨之后，有关制度变迁与知识增量的关系就不断缠绕在我的脑中。很有规律地，每次见到锡庆，不管谈什么，这方面的想法就特别被激活。前年我们几位同事和同学一起访长沙，我请锡庆讲讲当地经济，他只用30分钟就勾画出这个中部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的经济轮廓。至今我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他用浓重的长沙口音做出的概括：“要么一个资源点，要么一个知识点。”到了本书中，他有更精彩的提炼，即资源不外是由知识定义的。这么说来，哪里只须找到一个知识支点，哪里的经济就全盘皆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具有增加生产、促进交易的性质。观察表明，除了生产性的技术知识以及扩展信任与合作的合约性知识的空前普及，形形色色的“寻租知识”也在我们这里消耗着人们的无穷精力。怎样分析这部分“知识”的由来与后果，又如何把此分析加到知识驱动增长的完整解释里去呢？

　　本书直面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我以为最精彩的，是那组关于“知识的度量问题”的系列文章。作者针对现在大学里的种种制度败象，诸如在论文发表、职称评定以及科研成果申报中甚至可以称得上“黑帮勾当”的造假行径，提供了入木三分的经济分析：“歪门邪道成为一种争胜的手段被引入学术竞争的游戏，因为正道与邪术成本相差悬殊，正道难敌邪术，看着学术流氓成王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仿效的人越来越多，邪术迅速扩能增强，就像侵入人体的癌细胞四处蔓延，以至于最终游戏规则事实上被篡改，游戏的性质被完全改变”。于是，“各种各样有关学术骗术知识的日积月累和广泛传播。但这种知识是反生产性的”。追下去，要害在于“现行学术评价规则”；再追下去，在于“知识质量考核的困难”。还要不停地追，因为作者认定，“大学评价制度的取舍不仅影响教师晋升，而是关系到大学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知识源头的大问题”。

　　最后要说，锡庆选取的方法是“有场景的经济学”，也是科斯毕生坚持的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那种路数。同气相求，我的评价高是正常的。不同意的读者，打个折扣阅读本书，看看是不是觉得物有所值吧。(《知识笔记》朱锡庆/著，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朱锡庆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文首先发表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