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一切不只是偶然

　　硅谷是市场的胜利，但却绝非“自由市场制度”的胜利。硅谷的成功蕴含了太多的偶然，但即便如此，其持续成功所展现出来的成功经验也值得人们学习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对于信息产业，硅谷无异于麦加或者耶路撒冷。它是奇迹的代名词，在全球100家最大的高科技公司中，有超过20家落户于此。这里平均每周诞生11家新公司，平均每5天就有1家新公司上市，每天新增的百万富翁数量多达62个。

　　创新本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拼命搏杀。即便在美国，创新的平均资本收益率也仅有3%。硅谷却仿佛奏响了美妙的交响曲，令无数技术狂人、商业领袖和金融精英为之着迷，大小公司宛如潮起潮落般的此起彼伏，更是成为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

　　但硅谷绝非独领风骚。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甚至到90年代早期，硅谷的声势都远没有今天这般炽烈。在美国的房地产的景气行情中，硅谷的房价却在1991年至1995年期间下跌了超过20%。从1996年开始，硅谷才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而再度繁荣，并一直持续至今。

　　作为产业集群的典范，硅谷让米兰和温州相形见绌；作为最成功的移民城市，硅谷甚至让整个美国都黯然失色。几乎所有人都对硅谷充满好奇，但却很少有人能真正总结出硅谷成功的原因，以至于身在硅谷的人略带傲慢地宣称硅谷的成功源于加州充沛的阳光。

　　总结硅谷的成功因此成为产业集群领域最难以攻克的课题之一。这绝非夸张，因为要从历史深处的原点开始梳理，直至纵览硅谷的全部岁月确非易事。

　　迄今为止，人们用了太多具有蛊惑性的词语来形容硅谷成功的真谛，比如“个人主义”、比如“创新精神”，再比如最著名的“自由市场”。但人们应该明白，如果纯粹的自由市场制度真的能产生推动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全球创新的巅峰之作也许根本就不该诞生在硅谷：上世纪40年代，当波士顿已经主导美国经济完成了两次技术革命并奠定了雄厚的现代工业基础时，硅谷还只是一片茂盛的核桃园，斯坦福大学也不过只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

　　2002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做出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在他享誉世界的著作《地理与贸易》中，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用一种类似“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论调回应了人们的困惑，“美国的制造业呈现出非常地方化的现象。而当你寻找这种现象的成因时，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一些历史上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导致了某个长盛不衰的生产中心的兴起。而在那之后，累积过程便开始发挥作用。”

　　尽管听起来似乎没什么科学道理，但克鲁格曼的观点却不乏支持者。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虽然丰富了集群建立之后的发展路径，但在探讨集群形成的原因时，同样默认了偶然事件的作用。甚至在其解读集群的“钻石模型”中，波特也把机遇列为最重要的一极力量进行了分析。

　　其实，硅谷的出现是否分属偶然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即便硅谷真是偶然出现的精灵，其成功背后也有太多因素值得人们留意和学习。

　　伟大的肺结核

　　硅谷的繁荣，源于一次肺结核。这位病人，名叫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Emmons Terman)。

　　1910年，10岁的特曼随父亲路易斯·特曼来到斯坦福大学。那一年，老特曼获聘为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老特曼是20世纪初的著名心理学家，以对人类智商和天才培养的研究而闻名于世，IQ测试的发明是其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当时，斯坦福大学仅有学生1442人，但已经开始影响新兴的无线电行业。就在特曼到来的同时，来自该校的埃尔维尔和赫罗尔德就分别成立了波尔森无线电话电报公司和FN电台，前者是联邦电报公司的前身，后者则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播电台。联邦电报公司的影响无疑更加深远，几乎所有影响硅谷历史的人都是从这家公司开始关注电子行业。

　　在成为全美国学位最高的工程师并发明了沿用至今的峰值电压表后，特曼选择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因为那里的电子工程学教程丰富而严密。在波士顿期间，特曼的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尼瓦尔·布什——模拟计算机的发明者，同时也是128公路高新区的实际奠基人之一。布什对特曼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名言“大学应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中心，而不是纯搞学术的象牙塔”甚至影响到了斯坦福大学随后的建校方针。

　　1924年，特曼博士毕业并获聘留校任教。当时，波士顿附近的高科技园区已颇具规模，而硅谷则远未确定自己在美国工业系统中的地位。但正式执教前，回斯坦福探亲的特曼却不幸得了肺结核。由于气候阴冷的波士顿不适宜他的身体，特曼被迫留在斯坦福，成为该校的无线电工程学教授。

　　冥冥之中，也许正是这个变故，种下了硅谷日后超越128公路的种子。　　

　　在特曼的推动下，斯坦福大学成立了电子通讯实验室。特曼似乎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能使学生对“电子改变世界”这一观念拥有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在他作为通讯实验室主任的21年间，许多具有科学头脑的年轻人都把进入这个实验室视为职业首选，这使特曼手下聚集了数量众多的技术人才。这一时期，特曼的通讯实验室几乎成为美国西海岸技术革命的中心。

　　1937年，师从特曼的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创办了硅谷第一家公司——惠普，这是硅谷催生的第一家企业，其创业时所使用的车库也被广泛视为硅谷和硅谷文化的诞生地。特曼自掏腰包538美元以支持两位爱徒，这是历史上第一笔天使投资。作为回报，整整40年后，休利特和帕卡德向斯坦福捐赠920万美元建造了最现代化的弗雷德·特曼工程学中心。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斯坦福大学面临着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经营大学土地以聘请一流教授和提升学校声望，时任副校长的特曼承担起了这个任务。由于土地不能出售，特曼决定建立一个工业区以出租的方式增加收入。1951年，占地579英亩的斯坦福工业园区成立，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区由此诞生。“斯坦福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赚钱”，特曼说。

　　但历史的发展最终使这个简答的任务具有了伟大的创举。到1955年，已有7家公司在研究区设厂。这一数字在1960年增加到32家，1970年达到70家。到1980年，整个研究区的所有土地都已全部租完，来自90家公司的25万名员工入住其中。

　　斯坦福奠定了硅谷的基础，园区则拓展了斯坦福的空间。仅1981年，园区租金就达到了600万美元。特曼用这笔收入设立了“战斗基金”以聘请名师和实施“人材尖子”战略。特曼坚信：“大学声望的高低，取决于其是否拥有一批数量不多但学术水平很高的人材尖子”。

　　“人才尖子”战略对硅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使特曼无可争议地成为“硅谷之父”。多年之后，克鲁格曼曾有一句针对硅谷的著名论断，“硅谷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的产物”。其中所谓“有远见的政治家”，即为特曼。但对特曼而言，他依然有一个人要感谢，这个人就是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一个人的故乡  百万人的归宿

　　肖克利是那个时代所有技术狂人的偶像。1947年，当时任职于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发明了取代电子管的晶体管，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因为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崭新的技术时代：今天人类所有以电脑代替人脑的尝试，全部是基于这一伟大发明。

　　所以，当肖克利在1955年离开贝尔实验室回到他的故乡圣克拉拉——一座位于硅谷的小城市，创建“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时，其行踪受到了整个物理学界的高度关注，人们都希望能够追随这位物理学巨匠。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盛况，上次享受这一殊荣的还是牛顿。300年前，当牛顿宣布准备在他的故乡建造一所工厂时，全世界的物理学界也曾为之疯狂。

　　1956年，肖克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8位科学家陆续从美国各地赶到硅谷加盟肖克利实验室。8人中年龄最大的诺依斯也只有29岁，他们风华正茂但已学有所成，创意无限且意志坚定。诺伊斯甚至一到硅谷就倾尽所有买了房子以求永久定居，丝毫没有考虑工作环境、条件和待遇。与他们一起，还有更多科技英才来到硅谷寻找机会。在美国西部的科技史上，具有如此重大影响的英才集合，在此之前从未出现，在那之后也再未出现。

　　但事实证明，肖克利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展现出的偶像吸引力，根本无法转换成能够推动进步的现实生产力。他高高在上且态度蛮横，对未来雄心勃勃却对管理一窍不通，这使年轻人无法与其共事。混乱的1年过后，肖克利实验室居然没能研制出一件像样的产品。

　　在诺依斯带领下，他们向肖克利递交了辞职书。肖克利怒不可遏地宣称他们是“八叛逆”。8个人虽面面相觑，但还是义无反顾离开了“伯乐”。这可能是一个艰难地抉择，但却是一次伟大的行动。不久之后，肖克利就改口称他们为“八个天才的叛逆”。

　　1957年10月，8个人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这是仙童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仙童公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硅谷的创业文化，他们因反感肖克利而推行的崇尚平等的精神则构成了硅谷辉煌今天的文化基础。

　　到1967年，仙童半导体公司的营业额就达到了2亿美元。但仙童的贡献远不仅于此：1964年，8个人中的摩尔以3页纸的短小篇幅发表了一个奇特的定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目将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度稳定增长，这就是号称电脑产业“第一定律”的摩尔定律。

　　但在辉煌的同时，危机也正在酝酿。由于母公司不断转移利润，仙童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正是这次分裂彻底促成了硅谷创业文化的形成。

　　1967年，公司总经理查尔斯·斯波克率先出走，将国民半导体公司从康涅狄格州迁到了硅谷，使它从一家亏损企业快速成长为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厂商；1年后，“八叛逆”中的最后两位诺依斯和摩尔脱离公司自立门户创办了英特尔(NASDAQ:INTC)；又过了1年，公司销售部主任桑德斯带着7位员工离开，创办了高级微型仪器公司，也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AMD。

　　“八叛逆”的“叛逃”精神，迅速引爆了仙童员工的集体“逃亡”，而这些逃亡者又逐渐成为硅谷无数著名公司的创立者。正如苹果公司(NASDAQ:AAPL)乔布斯所形象比喻的那样：“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对这段历史，80年代的畅销书《硅谷热》曾有过清晰的描述，“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的后裔，在仙童供职的经历成了进入硅谷半导体业的捷径，在1969年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居然只有24人未曾在仙童工作过。”

　　仙童的出现是硅谷真正的转折点，它带来了人才的集聚、冒险精神的弘扬和创业文化的恣意蔓延。而这些，都是今天硅谷为人艳羡的焦点。

　　忠于行业，而非忠于企业

　　“镶嵌着门窗的墙是美国公司理念的一部分，但却不是硅谷的。硅谷所有的墙都是暂时性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6个月以后这些结构必将发生巨变，”一位曾供职于苹果公司的经理这样描述硅谷，“在其他地方，遭到解雇可谓生命中的重创，但在硅谷，解雇或离职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只不过是去做其他事情罢了。”

　　对硅谷中的技术人员而言，忠于一个行业远比忠于一家企业重要。70年代开始，硅谷雇员年均变动比就达到了35%，这一数字在小公司甚至高达59%，“最长也就两三年，因为不断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这种现象日渐加剧，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谷歌(NASDAQ:GOOG)员工加盟了Facebook，因为扎克伯格在此之前成功将谷歌人力资源总监收至自己帐下。

　　这似乎与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传统不符。公司雇员的频繁跳槽会挫伤雇主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还会导致重要技术信息的外泄。对于技术公司，后者甚至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因此，雇主往往会采取措施限制跳槽，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同业禁止协议”。

　　但与其他各州不同，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立法禁止雇主强制实施包括“同业禁止协议”在内的多种反竞争协议。这使硅谷成为美国高科技人才流动最频繁的州，而由此带来的信息、技术与创意的高速流动则成为硅谷成功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独特的用人机制使硅谷公司对人才的使用屡有惊人之笔。例如，苹果公司因纯白色的用色理念而闻名于世，很多人对此推崇备至。但其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也是乔布斯的得力助手乔纳森·艾维是刷马桶出身——他对白色有特殊的偏爱。

　　对于技术成果的分享，硅谷甚至有制度上的要求。在技术交换协议以及合资企业成长为美国商业社会中的主流之前，这种基于核心技术的合作方式就已经在硅谷蔚然成风。硅谷甚至将以往只有五角大楼才实行的“第二来源安排”固定下来，这迫使一些企业必须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分享自己的核心资源。

　　技术的外溢、人员的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永无止境的裂变和新生，使硅谷终于蜕变为一个形式多样且高度复杂的工业生态圈。到上世纪70年代末，硅谷附近的电子公司数量高达3000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公司，有70%的公司不足10人，85%的公司人数小于100人。

　　作为一个个体，这些企业几乎无足轻重；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就显得至关重要。它们使硅谷真正成为一个特例：在这里，任何一家公司的危机都难以传染到整个行业，而任何一个行业的困境也难以威胁到整个地区。硅谷的魅力，正在于此。

　　权力高度分散的工业体系模糊了生活和工作间的界限，也模糊了公司企业与社会机构以及管理者和生产者间的界限。在硅谷，人们不需要去考虑如何攀登那条可以清晰预测未来的职业“阶梯”，因为“阶梯”的结构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技术的演进而不断变化。每个从业者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才智；而每个管理者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放权与激励。

　　在英特尔的崛起过程中，诺伊斯始终坚持两点以克服早年在肖克利实验室和仙童公司遇到的种种问题。一是给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以股票期权，允许他们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二是坚持将英特尔分解为若干具有高度灵活性和控制权的小单位，允许他们自由发挥。

　　这使英特尔在硅谷实现了长期的辉煌：1988年时，英特尔还只是半导体生产界的二号角色，但现在，几乎没有人可以动摇它在业界的地位，而当初的领军企业——来自日本的NEC却已不知所终。

　　“如果英特尔被人为划分为工人和老板，那么，双方都会竭力想从对方那儿多赚一点钱，这项事业就将终止。因为在种种约束和令人不满的过程笼罩之中，系统内部将无法产生工作的动力。”诺伊斯这样总结英特尔的成功。

　　正是这样的管理方式，使硅谷谱写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另一个传奇。在这个四县相交的地方，大概有20万工会成员，但却没有一个工会成员身处高技术职位，也没有一家高科技公司由工会管理，甚至没有任何高科技公司曾经切实地尝试这样去做。

　　非主流经济学的伟大胜利

　　沿着101公路经过山景城，就会看到著名的海空军基地Moffett FieLd，世界上最大的风洞实验室就坐落在这个基地。除了这个基地，在这片属于联邦政府的土地上，还有很多机构隶属于太空总署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者曾是“星球大战计划”的实际操作者，后者则控制着全世界40%的防务市场，五角大楼每年预算的三分之一都流向了这家公司。

　　这使硅谷历史的全貌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今天的它因在互联网领域持续不断的创新而闻名于世，但在其发展的历史上，美国政府的影子同样无法抹去。正是源自五角大楼的支持，才最终促成了硅谷早期的繁荣。

　　从1958年到1974年，五角大楼向硅谷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硅谷超过40%的半导体流向了五角大楼。仙童公司就曾先后获得国防部的大单，负责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以及为“阿波罗”宇宙飞船导航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

　　这些技术随后逐渐实现商业化，变身为今天人们更加熟悉的手提收音机、助听器、电脑以及移动通讯器材、互连网、VCD和DVD等产品。从那时开始，民间社会对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需求急剧增加，国防和航天工业的需求份额则逐渐缩小，硅谷因此得以成功实现主营产品从军工向民用的过渡。也是从那时开始，风险资本才最终取代军费成为硅谷创业者的主要资金来源，硅谷也才开始逐渐呈现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的面貌。

　　人们毫无疑问对这一时期的硅谷更加好奇，因为曾经以复制波士顿128公路为最终目标的硅谷，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完成了对领导者的超越，成为美国和全球的创新中心。其实，两个地区不同的起点，可能从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不同的命运结局。

　　麻省理工学院与美国政府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使他们可以更轻易地获得资金支持，马萨诸塞州也有更好的工业基础，因此他们更倾向与成熟的企业进行合作。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斯坦福大学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不密切，资金来源和外部环境的束缚使斯坦福大学更愿意推动新企业的建立，更愿意密切与本地企业之间的关系。

　　起步相悖并不意味着那个经典的经济学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为什么那些既无资金实力、也无技术底蕴的小公司总能奉献出令人心潮澎湃的伟大创新，而那些成名已久的江湖大腕却往往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创新的主力？

　　这已经成为创新经济学中的一个迷思，但两个原因可能可以构成一个解释。

　　首先是激励机制：创新的风险太大，而大公司永远无法提供与其相对应的报酬，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创业。其次是约束机制：大公司巨额的资金实力此时往往成为一个负担，因为迫于沉没成本的困扰，没人会愿意轻易放弃已经投入的资金；小公司则无需面对这样的问题，市场会轻而易举地让它灰飞烟灭，化为无形。

　　硅谷的成功使人们得以重新审视那些曾被忽视的经济学理论，重新思考政府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定位，重新界定市场和企业家在实现社会繁荣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的优势所在。

　　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强调借助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实现“创造性毁灭”，哈耶克则强调发挥每个个体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只有这样，经济才会有活力。诚如斯密所言，“每一个人了解自己本身的利益，远非任何政府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