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日本：短期无虑长期有忧

　　重读日本：关于一个强国的美丽传说

　　“日本经济已经失去方向，他们今天还在持续的衰退绝对不是由于所谓的泡沫经济破灭。短期之内，日本可能无需过分担忧，但如果不能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增强竞争力，日本经济第三个‘失去的十年’可能就要到来”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从4月到6月，四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依次被评级机构看空的情况下，日本主权信用的下调在其国内金融市场上一度激起震荡，但所幸没有引起国际恐慌。

　　7月19日IMF公布报告指出，受地震和海啸袭击影响，日本实际GDP今年预计将下滑0.7%。报告同时指出，日本经济当前已出现复苏势头，居民消费和工业生产回暖，供应链的恢复速度快于预期。受出口和内需提振，预计日本明年能实现2.9%的经济增长。

　　弥漫在市场上空的悲观情绪因而得到缓解，人们甚至开始憧憬又一个“阪神景气”的到来。所谓“阪神景气”，是指阪神大地震后日本经济意外出现的景气回升。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分3次通过了共计3万亿日元的灾害对策补充预算，成功刺激日本经济增长率从震前的1.5%提升到1995年的2.3%和1996年的3%。

　　其实这并不奇怪。细翻日本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其近现代历史上的每一次“景气”几乎都源于国外的战争或者国内的灾害。“大正景气”源于一战期间协约国和同盟国对日本产品的需求，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则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密不可分，日本惟一一次与战争无缘的景气就是前文提及的“阪神景气”。

　　但这样的期待可能最终将沦为泡影。就在日本提出灾后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日本内阁开始考虑将日本已经实施十余年的消费税税率从5%提升至8%，IMF甚至建议日本将消费税率逐渐提升至15%，因为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已经无力筹集重建所需的经费。

　　“扩大财政支出确实可能有利于经济复苏，但增加税收将对民间经济的发展构成沉重打击。‘阪神景气’的终结就是因为消费税率的提升。”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表示，“一个强国需要依靠灾害和战争才能提振经济，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经济体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过去几年，日本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一直处于萎缩之中，政府税收却需要不断增加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这成为袁钢明看空日本经济的重要依据之一，而另一个依据则是日本“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国家”，袁钢明表示，“短期之内，日本可能无需过分担忧。但如果不能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增强竞争力，日本经济第三个‘失去的十年’可能就要到来。”

　　不缺实力，缺创新力

　　只看表面，你可能很难判断今天的日本经济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后，究竟是在追赶还是在放弃。

　　它的汽车产业与钢铁产业依然坚挺异常，中国的快速成长、欧美的强劲复苏和遍布全球的疯狂整合都未能动摇日本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地位。它的装备制造业延续着已经持续几代的辉煌，以至于没有他们生产的精密机床，全世界都将放缓前进的步伐。强势的日本财团近年来甚至引起了好莱坞的关注，《盗梦空间》使他们的形象深入人心。

　　但传统工业领域的无限风光，却无法掩饰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中的踉跄蹒跚。

　　它的手机产业全线溃败，继几年前退出中国市场后，日系手机又在最近告别欧洲，而此时，全世界都在智能手机带来的新鲜体验中翘首以盼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硅谷长久地占据了全球财经和科技媒体的头版，甚至连日立将硬盘业务卖给西部数据也只换来报上的寥寥数语，而当年日立从IBM购得后者的硬盘业务曾被视为日本科技企业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日本并不缺少实力。过去几年，它都是世界上获得专利最多的国家。2010年，美国将21.5%的专利授权给了日本的发明家，这使日本得以蝉联美国最大国外专利授予国的头衔。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日本在美国获得授权的专利比例就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上。

　　但美国却并未充分认可日本的创新实力。2010年，在《新闻周刊》评出的世界十大创新公司中，日本仅有1家公司上榜，远不及中国的3家和美国的6家。而这惟一的上榜公司却与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无缘，这家公司名叫迅销，是亚洲最大的连锁服装店，它上榜的理由是因为它“坚持了艺术和设计的折中主义，坚持让流行按照自己的喜好变化”。

　　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今天，日本经济却继续深陷衰退泥沼而无法自拔，以至于一次地震都被急于实现复苏的日本朝野寄予厚望。

　　“日本经济已经失去方向，他们今天还在持续的衰退绝对不是由于所谓的泡沫经济破灭。”袁钢明表示，“日本的体制不但阻碍创新，而且阻碍改革。但由于对这样的体制充满怀念和自豪，日本又不愿意对其进行全面反思。直到今天，日本都没能制定出一个全面清晰的改革方案。”

　　静态的经济奇迹

　　日本曾幸福地拥有超过40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期”。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10%。即便在早已成为富国后的80年代，其经济增长率依然稳定在5%以上。1984年，日本人均GDP首次超过美国。随后，日本买下了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并全面进军美国文化的象征好莱坞。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全世界开始讨论世界经济的重心是否正从北美向东亚转移。

　　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投资立国”，日本不断克服自身不足并不断增强其在全世界的影响，直至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由日本学者提出的以“培育优势产业”为核心思想的产业经济学，甚至弥补了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缺憾。

　　比经济增长更吸引世人眼球的，是日本与众不同的经济体制。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为基础的劳资合作体制，以企业序列和长期交易为基础搭建的大财团经营模式和以诚信与道德为基础构建起的经济运行环境都令西方世界感到着迷。在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

　　但一切美好都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戛然而止，经济增长的曲线随之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迅速降至不足1%。1998年，日本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漫长的萎缩期随之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它的人均收入不再上升，国内消费却年年减少；它的国内投资日渐萎缩，银行坏账却不见减少；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尚未登顶，却已停滞不前。《日本经济新闻》预测，日本的人均GDP将在10年内降至美国的一半。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工业化稳定阶段的国家，日本的急速衰退就像它的迅速成长一样令人惊奇，也让人困惑。

　　很多原因可以解释日本经济今天所处的困境，比如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财富效应缩水，比如日美经济同盟破裂以及随后美国对日本的长期打压，再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失误，但任何一种外部原因似乎都不足以导致长达20年的萎靡不振。

　　“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不是奇迹，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实现的经济发展任务。”袁钢明表示，“百废待兴不是一个经济体正常的运行状态，但日本却把这种非常时期的暂时性表现视为其经济体制的优势，并将这种经济体制固定下来，这才是日本最大的失误。”

　　静态的环境也许是日本崛起过程中最重要却最易被忽视的外部因素。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意味着成功取决于规模化的效果。一旦坚持学习和持续改进成为经济成功的真谛，以专注与合作见长的日式经济体制的价值就会被展现的淋漓尽致。1968年，日本成功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的第二强国，一个属于日本的神话时代就此开始。

　　在静态环境中表现得有多优秀，在动态环境中表现得就有多糟糕。

　　就在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的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相继沿着各自的路线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一个资源丰富，一个人口众多，两个活跃经济体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多元化的全球经济格局，突然加剧的全球竞争使日本措手不及。

　　与这些因素同样重要的，是新科技革命的悄然兴起。新科技革命使前进的动力从机床回归人脑，经济的进步不再单纯依靠制造业的精益求精，而是史无前例地强调新创意的层出不穷，体制僵化的日本经济在新科技革命的起跑线上就已失势于人。

　　袁钢明认为，终身雇佣曾经使员工像对待家庭一样对待企业，如今却阻碍了优秀人才的充分流动；年功序列曾经使企业秩序井然，如今却限制了优秀人才的成长空间；企业系列曾经缔造了大量国际知名财团，如今却使更加灵活的中小企业失去了宝贵的成长空间；长期交易曾经使日本产品质量得以不断提升，如今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当内在的特质与外在的要求南辕北辙时，长期来看，日本的急速衰败难以避免。

　　日本之困：改革已陷两难境地

　　拯救日本经济看上去并不困难，在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激活民营经济这条道路的有效性也已由中国所证明。但遗憾的是，现实远非如此简单。

　　“中国的民间资本以拼命竞争求生存，而日本的民间长期受到呵护，只要按部就班就可衣食无忧。中国可以通过改革释放民间活力，但对日本而言，改革只会破坏安逸的环境。”袁钢明表示，“所以，中国社会欢迎改革，但日本社会抵制改革。”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终于决定以美为师，寻求建立美式自由经济。这场在美国的压力下推进的改革，虽不算盲目，但绝对仓促。改革之后，日本从不增长国家变成负增长国家，“失去的十年”延长成为“失去的二十年”。

　　为推进企业财务制度改革，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导致土地价值严重缩水的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计算企业财富，结果导致大量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迅速陷入破产危机；为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日本政府在日经指数从最高点的38957点下跌至不足9000点且跌势未见逆转的情况下，将大量社保基金注入股市，结果导致社保基金价值锐减；为推进银行改革，日本拒绝救助多家濒临破产的大银行并取消存款保险制度，结果导致了大范围的金融恐慌。

　　宏观经济的恶化随之影响到了更为基础和重要的就业。自战后实施终身雇佣以来，日本的失业率从未超过2%，远远低于西方自然失业率4%的标准。但经历了90年代的泡沫破灭和改革失败之后，日本的失业率一度攀升至4.6%。但即便是这个数字，依然未能完全反映日本社会的失业情况，因为大批员工虽然还在工作，但已没有薪水。

　　日本不是没有成功的改革经历和经验。上世纪70年代，日本曾在通胀最严重时期完成其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次转型，使经济摆脱了对资源和能源的过度依赖。但那次改革并未触及深层次的经济体制，而高速发展的宏观经济也极大减轻了日本改革的阵痛。

　　但今天，改革所需的宏观环境已经恶化。为尽量缓解改革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日本政府每每在经济形势稍好之后尝试改革。但改革过后，日本经济形势又每每立刻急转直下。如此反复，不但改革未能推进，更使日本经济长期未能走出衰退的泥沼。

　　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改革的失败造成了日本民众对改革的恐慌。在他们看来，改革就是使原来政府保护下安定状态变成市场影响下的不稳定状态，他们的收入会锐减、福利水平会骤降，甚至社会也会变得动荡，而这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安全感。

　　“改革，现有的社会福利将大幅缩水；不改革，产业竞争力将难以为继。这就是日本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袁钢明表示，“但无论改革与否，日本都将面临比以往更加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更大的竞争压力。”

　　“三明治”中的日本经济

　　30年前，美国汽车行业的老总们突然惊奇地发现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汽车业的龙头老大，纵横江湖多年的通用和福特甚至在家门口输给了远道而来的丰田和日产。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日本的成功居然不是源自廉价的劳动力和政府的补贴，而是源自所谓的“精益生产”，这种重新设计的业务流程竟然可以使总成本降低最多90%。美国人第一次发现托马斯·弗里德曼所阐述的真理竟然已经过时：世界不再是平的，东方早已超过西方。

　　今天的日本，又走上了美国的老路。

　　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使新兴经济体有更多渠道去学习先进技术，这使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产业链条中作为技术供应者的功能大为削弱。尽管在总体技术水平上与日本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很多细分领域，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威胁到了日本的领导地位。

　　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硬盘驱动器和专业电子产品零部件制造地，韩国的三星集团在半导体以及消费电子领域已经取得了世界级的技术能力，中国台湾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和手机用印刷电路板生产地。

　　更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和印度。在将日本产品逐出几乎全球所有低端市场之后，中国已经开始在高端领域施展拳脚，TD相继成为全球通行的3G和4G标准，华为则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申请国际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而印度不但拥有全球知名的软件之都班加罗尔，其汽车零配件的生产能力也已经跃上新台阶，有望成为下一个全球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更重要的是，这些东亚国家杰出的表现同样不是仅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政府补贴，而是源于已经获得广泛认同的“节俭创新”。这也是一种流程创新，与曾经的福特制和“精益生产”并无本质差别。它可以在重构产品和业务流程中去除不必要的成本，从而以极低的价格制造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一辆3000美元的汽车和一个3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当然不可能像宝马汽车和iPad平板电脑那样令人热血沸腾，但它们却足以改善一大批人的生活质量。只此一点，就足以让全世界对其刮目相看。这样的市场，过去的日本不屑于关注，今天的日本却已再无力去争取。

　　日本的危机并不仅限于此。从30年前开始，为应对日本强大的产业竞争力，欧美等国就已经开始对日本经济进行持续的打压，并借助技术革命不断开辟进入新的领域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而这些领域，日本经济同样未有触及。

　　日本的经济体制赋予其独特的产业竞争力结构：在传统制造业，它因坚持专注而使品质不断提升，优势得以延续；在新兴产业，它却因欠缺活力而使经济反应迟钝，优势无从建立。这使日本的产业发展空间面临着“三明治”式的挤压：在新兴产业和成长产业，它需要承受来自欧美国家的技术竞争；在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它又需要直面来自新兴国家的成本冲击。

　　这又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日本究竟会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步俄罗斯的后尘，沦为一个二流国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已有近150年时间与这个问题无缘。袁钢明认为，这绝非危言耸听：过去3年，日本的实际GDP已经衰减接近10%；而相比于巅峰期，今天俄罗斯的实际GDP也不过只衰减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