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以中国的名义

　　“一场史诗般的产业革命把中国引领到了当前的状态，但引领它继续向前的只能是一场伟大的知识革命。”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数量恐怖的优质人才。如此有利的发展条件，在世界经济史上几乎从未出现。如果新经济留给世界的是一道难解的考题，至少中国已经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中国创新”的样本——中关村的引领和辐射，不可或缺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不久前，路透社曾这样描述“创新”之于中国的意义，“一场史诗般的产业革命把中国引领到了当前的状态，但引领它继续向前的只能是一场伟大的知识革命。”

　　谈中国的创新，想要绕过中关村，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大中文门户网站中的两个在中关村，碎片化门户网站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NASDAQ：BIDU)同样在中关村，这里垄断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全国最大的IT卖场在中关村，挤垮这些卖场的京东商城也在中关村，这里主导了人们在购物体验上从验货和砍价到下单乃至收货的转变；面对过去10年最严重的卫生恐慌，这里率先研发出“非典”和禽流感的疫苗。

　　这里的企业也不再惧怕国际化。不久前，百度发布了“框计算”战略，以求实现与谷歌(NASDAQ：GOOG)的差异化。新浪(NASDAQ:SINA)微博(http://weibo.com)则成功打入了日本市场，并计划推出英文版本以直面与Twitter的竞争。几年前，联想(0992.HK)的高管还是纯粹的中国团队，但今天，伴随着其跻身PC厂商的全球三甲，联想的国际化水平同样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中关村有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和需要履行的使命。

　　从一个极度贫困、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变成“世界工厂”，中国用了差不多30年时间。但伴随着多年高速发展的，不仅有国力的强盛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有对资源环境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破坏。一方面面临着人口众多与资源匮乏两大瓶颈，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低端化格局亟待突破。不创新，几乎无路可走。

　　中国希望能通过未来10年时间，让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再上一层楼，成为全球的创新大国。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路透社评述的由来。

　　因此中关村的每一步演进，都显得意义非凡。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结合中，取优补劣，趋利避害，中关村无疑任重道远。

　　“在中关村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还有太多问题需要面对。”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高新技术专业组副主任谭邦佳表示，“但首先，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哪些问题是暂时性的，哪些阻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逐渐化解的，哪些阻碍则是我们必须通过施加巨大的外力才能逾越的。”

　　但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关村？

　　特区还是园区？

　　对于中关村来说，10年前“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人员的流散、格局的巨变、特权的消失以及创业激情的回归，都从那时开始轰轰烈烈地走上历史舞台。

　　就在那几年，马云离开一直生活的北京，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全中国都没想到，这个靠跟员工借钱发薪水的男人后来成了商界传奇，阿里巴巴则成了中国电子商务的领军企业。

　　也是在那几年，马化腾终于熬垮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即时聊天工具。人们同样没想到，蹒跚的“企鹅”一旦起步就无法停止，直至在“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中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

　　明星在北京之外的崛起，只是体系重构的序曲。园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涌现，才最终成就了历史的转折。

　　几乎每个宣传浪潮过后，都会有一个高新区横空出世。高新区的政策优势逐渐趋同，创业浪潮席卷全国，中关村再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创新图腾。大连软件园的软件外包不但对中关村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甚至冲击了班加罗尔在全球的地位；沪宁高新技术产业带集中了江苏省26个国家级开发区中的22个，它的出现几乎改写了中国的创新版图：早在2005年，这里的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就已经达到2%，比当时中国的平均水平高出了三分之一。

　　相比于难以大规模商业化的军事工业和效率低下的大型企业，中国需要新的体系推进创新，迄今为止的近60个国家级高新区曾被寄予厚望。人们希望这些工业经济社会中的“知识经济特区”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继续前进，一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特区”深圳一样。但地方政府以GDP和税收为标准的考核体系却使它们偏离了最初的航向：这不难理解，相比于借助招商引资实现成熟技术的商业化，培育初创型企业的周期确实太长，风险也太大了。

　　“在工业经济时代，这种发展模式相当有效，深圳的成功就是证明。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发展模式肯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谭邦佳表示，“对于经济特区，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依然适用。但要真正推进创新，我们还是应该培养更多本地化的创业型企业。”

　　于是，10年轮回过后，人们意外发现中关村依然是惟一，只有它还旗帜鲜明地在坚持创新、创业和本地化。在谭邦佳看来，中关村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国家重视、发展和利用。

　　首先，中关村内的所有企业都是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的特点。其次，中关村内的企业尽管以中小企业为主，但这些企业都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的，企业的治理结构相当完善。第三，中关村内企业的创立者和运营者大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高素质人才，他们既有专业特长又有学习能力，既有本土情结又有国际视野。

　　这也意味着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独特的中关村必须扮演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它必须为了国家利益而奋斗——中关村是中国的中关村，而不再单单是北京的中关村。

　　是北京的还是中国的？

　　200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对中国的科技企业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年收入100亿元以上的科技企业中，中资企业的人均运营收入已经达到421000元，略少于在华外资科技企业的439000元。这标志着中资科技企业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仅仅5年前，中资企业的人均运营收入还仅为226000元，远远落后于在华外资企业的501000元。

　　产业集群当然功不可没。但在最初的野蛮生长过后，科技园区的建设需要更科学的规划和更大程度的自主，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现实是，尽管中关村的“一区十园”散落于北京各处，但在经济版图上，中关村与北京却渐行渐远。

　　北京正逐渐变成一个没有工厂和车间的城市，其对产业升级的渴望远不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强烈，温州和东莞的企业比任何地方的企业都更渴望迈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北京的资源环境压力也并不强烈，粗放式增长对资源与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山西煤矿和内蒙钢厂对清洁生产与安全生产的渴望都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企业之上。

　　中关村需要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北京以外的地区也需要中关村来帮助他们实现产业升级和保护资源环境。但在现有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对推进这种层面的合作明显兴趣不大。

　　2010年，中关村企业的收入接近2万亿元，但其中仅有约4000亿元来自北京。而作为总部经济的代表城市，央企总部扎堆的北京每年税收总额高达8000亿元，但其中仅有约1000亿元来自中关村所属企业，所占比例不足20%。谭邦佳认为，这是导致地方政府对于推进中关村与北京之外地区合作者需求兴趣不大的重要原因。

　　是北京的中关村还是中国的中关村，在这里成了一个隐性矛盾。

　　“中关村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智力资源，它有条件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园区，但北京对创新的需求却并非是最迫切的。”谭邦佳表示，“因此，必须借助机制创新使创新的力量与现实的需求结合起来并形成互动。对于中关村而言，这是最紧迫的改革任务。”

　　这种矛盾甚至影响到了对中关村的规划。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总面积高达249.7平方公里，却经常遭遇“有项目没地”的尴尬。相比之下，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的总面积仅有5.6平方公里，却催生和运营着多个世界闻名的大企业并掌控着全球IT命脉，其产值甚至可以媲美整个深圳。

　　在赋予园区更高的自主权上，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新竹科技园虽然在新竹县，但从筹办到主管都是中国台湾当局。班加罗尔也是由印度国家政府直接管辖，班加罗尔地区对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谭邦佳表示，“要想真正发挥中关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就要想办法使其真正变成‘中国的中关村’”。

　　事实上，尝试已经开始。

　　2011年2月22日，国家发改委联合17个部委共同制订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并获国务院批复同意。《规划》共八个部分，对中关村未来10年的发展形势、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这是发改委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规划：在国家发改委历史上所有规划目标中，只有中关村既非一个明确的行业，也非一个明确的行政区域，“甚至连一个省都不是”。但借助《规划》，中关村却成功与中国的17个部委确立了合作关系。

　　“在目前的中关村，原始创新还比较少，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则比较多。而对于原始创新，这样的体制安排究竟有多大作用，我心中也打了一个问号。”作为《规划》的主讲人，谭邦佳表示，“但大的方向肯定不会错，那就是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来提升我们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

　　专一还是综合？

　　中关村永远无法回避硅谷：学习和复制硅谷，从中关村诞生之初就是人们最直接的期望。

　　但硅谷太过独特。美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本身就充斥着太多偶然性，加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更是如同现实世界里的怪胎。硅谷定义了新经济的理想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投资成了风险投资，可行性报告成了商业计划书，研发成了烧钱，创意成了创业。事实上，不但全球各地难以复制硅谷，就连美国本土也再没能催生出一个新的硅谷。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工业基础更为优秀的日本、英国和法国都没能建成可与硅谷媲美的科技园区，但工业基础相对较差的中国台湾和印度却都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新竹以硬件制造闻名天下，其集成电路设计和代工水平举世无双；班加罗尔则主攻软件外包，其软件编写水平以及软件开发人员的性价比同样独步天下。

　　“新竹和班加罗尔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突出的特点。”谭邦佳表示，“这种背景和特点同样具有不可复制性。”

　　中国台湾有完善的工业基础，但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他们只能借助可贸易性强的标准化产品才能融入全球市场。印度的优势则是语言和时差——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班加罗尔与硅谷的时差则刚好为12小时，这使软件的全天候无缝开发成为可能。

　　历史上，上述两地在硅谷都有大量移民，人才的回流密切了当地与硅谷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认可了这种形式的国际分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竹和班加罗尔都是硅谷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关村才是世界上最像硅谷的科技园区。”谭邦佳表示，“两地的模式完全相同，差别仅在于发展程度和所获成就。硅谷是原始森林，中关村则更像灌木丛。”

　　但“灌木丛”的中关村可能比硅谷更加全面。

　　硅谷虽然引领了新经济的发展潮流，却未能动摇“128公路”在军工和医药领域的优势地位，也没能在飞机制造和火箭生产领域击败西雅图和休斯顿，即便在其最擅长的IT产业，硅谷也没能将微软(NASDAQ：MSFT)、IBM(NYSE：IBM)和戴尔(NASDAQ：DELL)揽入怀中。相比之下，中关村似乎无所不能。从能源环保到生物制药，从信息技术产业到文化创意产业，中国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以在中关村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遗憾的是，综合的中关村迄今尚未诞生一个世界级的产业，而相比之下，走专一发展路线的新竹和班加罗尔则已催生了数个“巨无霸”。这一强烈的对比多年来愈发鲜明，也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及，潜台词是：中关村是否应该放弃多年的综合化尝试，走上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然而，开拓未来并不像回顾历史那么简单。尽管新竹和班加罗尔的成功令人艳羡，但人们也不应忘记日本的教训。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第五代计算机之争”中，美国充分动员市场发展软件与网络，日本则举全国之力发展机器人。政策赌博的后果就是，美国在颓势渐显之时力挽狂澜，并以网络经济大放异彩；而日本则在即将追上美国之际错失了一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科技时代，至今只能在某些个狭小的专业领域获得领先，却丢失了全局。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数量恐怖的优质人才。如此有利的发展条件，在世界经济史上几乎从未出现，可能也再难出现。如果新经济留给世界的是一道难解的考题，至少中国已经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综合还是专业，表面上看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谭邦佳表示，“但二者也并非完全绝缘，不论选择什么道路，人才都是最关键的创新资源。”

　　金融还是人才？

　　资本和人才，也许是检验园区建设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

　　虽然金融危机影响了总体经济形势，硅谷仍然选择全力推进其在风险投资和人才流动上的全球化进程。早在200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硅谷风险资本的首选国外市场。2009年，硅谷风险投资机构的对华投资总额更是达到惊人的22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是第二名的3倍。

　　但这些资本同样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今天的中关村，活跃着超过100只产业基金，几十亿美元簇拥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寻找着宝贵的投资机会。除此之外，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每年还会向这里的初创型企业提供超过10亿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1亿元的转移支付，和接近10亿元承诺低价退出的股权投资。

　　资本的腾挪，至少部分上源于人才的流转。

　　硅谷的历史，是一个汇集全球顶尖人才的奋斗史。每年，硅谷网联(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Network)都会发布著名的“硅谷指数”。经由这个指数，人们可以直观地评估硅谷的生活环境、创业环境以及经济活力。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编写的指数，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硅谷指数就曾浓墨重彩地探讨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的价值问题。

　　连续多年的硅谷指数显示，进入新世纪后，推动硅谷前进的最大动力就已经变成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留学人才和技术移民。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市场的变幻莫测，使硅谷对全球高技术人才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但受到的威胁也与日俱增。2010年的硅谷指数显示，硅谷25个集中程度最高的职业当中，大多数要求的是本科以上学历的理工科人才。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选修MBA或者金融，美国本土理工人才的数量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经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对于高技术人才的吸引力。2009年，硅谷仅有一家公司实现IPO，这家公司名叫Fortinet，其创办者是中国大陆的赴美留学生谢青。

　　抢走硅谷风头的，正是中关村。

　　现在，中关村拥有海归创业人才2万人，海归人才创办企业4000家，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天2家的速度增加。在中关村总计近190家上市公司中，有约80家都是海归人员创办的。不久前，中关村又宣布将在现有29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基础上，再增加4到6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即便硅谷不愿意，它也必须正视，中关村的创业活跃程度已是全球第二。

　　这并非中关村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才繁荣期。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大批海外创业人员的回归使中关村摆脱了“骗子一条街”的尴尬境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中关村走上了以海外创业人才为主流的新时代。而在那之前，正是以中科院出身的柳传志和北大出身的王选等一批本土创业人才开创了中关村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时代”。

　　“中关村的创业环境已经相当优秀，有本事没处使的情况基本上已经消失。真正束缚其发展的，其实还是高质量的顶尖人才。”谭邦佳表示，“毕竟，知识经济本质上是人的经济。”

　　这又使北京陷入了另一个两难处境。

　　科研机构的云集使北京的创新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政策与资源优势更使北京的创新环境难有对手，建设创新中心北京可谓当仁不让。但北京已经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现在又要建设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北京的城市承载力将受到严重考验。

　　“建设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就要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谭邦佳表示，“但现在，不要说集中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就是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到这里，北京能装得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