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我们学会了什么

　　创新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成功并非试对，而是试错。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2008年，索尼公司(NYSE: SNE)关闭了其在美国的最后一家电视机厂，并将厂址迁往墨西哥。这并非世界工业史的里程碑，在那之前，全世界大多数厂商就都已经把电子产品的生产交给亚洲各国。戴尔每年投向中国的订单多达250亿美元，而苹果(NASDAQ:AAPL)公司的订单规模几乎肯定在此之上。

　　故事的精华在索尼迁移工厂的前一年。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曾作为克林顿总统决策顾问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布林德断言，这种产业的流失意味着美国经济上的成功，因为这表明美国已经向高端产业发展了，“如果我们想保住我们的全球地位，就必须专注于新兴产业而非落后产业。”

　　但此后不久，英特尔(NASDAQ:INTC)公司创始人安迪·葛洛夫就在一篇写给彭博社的文章中强硬地反驳了这种观点，“失去电视制造业绝不是一个成功。我们不仅因此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而且还损失了建造产业链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而对于科技进步来说，经验至关重要。”

　　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全球化的世界是平的。然而现实是：世界并不是完全是平的。嵌入全球产业链和参与国际分工确实有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已经证明了这些。但要在总体创新竞赛中获胜，就必须拥有一支规模庞大且经验丰富的创新队伍，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但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还需要更加完整的产业链锻炼——这是练内功。

　　华为和中兴(000063.SZ)都曾因专利问题被挤压到竞争惨烈而利润微薄的低端市场。但现在，两家企业竞争力的核心都从成本过渡到了技术、质量和品牌。华为3万位员工中的一半以上都在从事与研发相关的工作，他们在全球率先推出了“100G”技术，该技术能远距离无线传送大量数据。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在2006年至2010年专利申请量排名前20位的公司中，华为位列第三，中兴排名16。大名鼎鼎的摩托罗拉(NYSE:MMI)、微软(NASDAQ：MSFT)、三菱电机和三星(005930.KRX)，排名都在二者之后。

　　关键技术的突破令人兴奋，但商业模式的创新则更具里程碑式的意义。

　　远大集团利用独创的业务模式推动了非电空调的大规模商业化，成为该行业在全球的领军企业。阿里巴巴(1688.HK)围绕一个网上平台创建了全新的C2C(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商城，使许多中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还有京东商城，在它之前，还没有企业考虑过完全借助网络推销3C商品。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布莱兹内茨和莫弗利曾在合著的《红桃皇后的败北》一书中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把创新仅仅等同于突破性产品的创新并不正确。一个新兴经济体完全可以凭借其它形式的创新创造更多价值。比如对工厂设备和物流系统进行技术升级，比如对已有的技术产品进行恰当的改造升级。

　　中国的研发开支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004年的1.25%上升到2010年的超过1.5%，如果考虑到在此期间中国GDP的大幅增长，这一切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现在，中国的研发开支已经占到了全球研发支出的12%。

　　更重要的是，研发开支正从政府控制的科研院所转向企业。现在，企业研发开支已占到研发总支出的60%。外资企业的表现同样引人注意，他们在中国研发总开支中的比例已经达到7%——没有人敢，也没有人舍得放弃这个市场和这个市场中的优秀人才。

　　创新渠道的转变，源于指导思想的变化。而其背后的重要推手，可能是TD-SCDMA的失败。

　　TD-SCDMA晋升成为全球三大3G标准之一，是中国在过去10年中最著名的胜利：这是中国在全球主要行业标准上第一次署上自己的名字。但TD-SCDMA商业化的失败，也是中国在过去10年中最惨痛的失败：在投资数十亿美元对TD-SCDMA技术进行开发和推广后，人们才发现，即便是在中国，也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和使用这项技术。

　　这一次失败，使人们扭头意识到：给市场以空间，使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和研发适合商业化的创新成果，是中国的创新探索在过去十年最成功的经验。

　　认识到这一切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利于真正利用中国庞大的创新资源——大量的基础科研人才。

　　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工程师的国度。中国每年授予的工学学位数量，几乎是美国的3倍。中国著名的软件外包公司博朗软件在招聘软件编程人员时，竟然需要借助IQ测试才能完成选拔工作。最终，只有IQ测试值在140以上的编程人员才能被录取。这部分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但即便如此，仍然有1000人被这家公司录用。

　　如果可以让规模如此庞大的人群各展所长，那么中国恐怕就真的掌握了创新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