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收礼应有法定界限

　　再过几天，教师节与中秋节就会接踵而至，家长们又开始为给老师送礼而头疼了，有老师也在网上发帖为收礼而纠结。这一幕，几乎每年的教师节和中秋节前都会上演，但又该如何终结？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杂志《半月谈》发表文章《被“人情世故”拖累的中国人》。文章称：“去医院动手术之前，要给主刀医生递上一个红包，去驾校学车，要给教练递上一条香烟，去政府部门办事儿，要托熟人，小孩上学，要交择校费，去开家长会，要给班主任送点礼物，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统统都要细心打理，怠慢不得，细细想来，中国人活得可真累啊！”这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要靠送礼和送红包来完成，礼尚往来的传统已经变异。

　　变异的人情往来，让社会运行增加了成本。试想，当人人都给老师送礼希望孩子得到老师另眼相待时，免费的义务教育实际上变成“收费”了。同时，大家也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要想“打动”老师就只能将礼物加码，最终，送礼变成了一个拼钱游戏。变异的人情往来，带不来和谐的人际关系，反而会增加人们的精神负累。被迫送礼当然谈不上愉悦，收礼的一方也未必踏实。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的忏悔书日前曝光。最初许迈永工作安心而努力，但是，1993年有企业老板因他出国而送来的1000元美金，打破了他的内心平衡，让他开始了贪腐之路，直至被处以极刑。

　　既如此，这股人情歪风为什么难以叫停呢？原因或许是，由于卷入的人数众多，大家做不到统一退出，而率先退出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受到潜规则的惩罚。人心思变固然能够以“量变换来质变”，但是，靠自发终结送礼收礼，过程会很漫长。让人们迅速摆脱潜规则的束缚，唯有利用刚性的制度来约束。

　　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制度的呵护，香港的老师和家长们没有此种烦恼。香港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属公务员，受到《防止贿赂条例》的监管，同时必须遵守《接受利益（行政长官许可）公告》的规定。私立学校的教职员则参照学校自行制定的收受利益指引，根据礼物的范围和价值上限来决定是否接受。否则，一经定罪为贿赂，不管是送礼的还是收礼的，情节严重者有可能面临10万港元的罚款以及3年的监禁。

　　对送礼标准进行制度约束已成国际惯例。按照美国法律，官员们不能拥有价值高于285美元的礼物。韩国《公务员行动纲领》规定，韩国公务员接受礼品馈赠时，其涉及金额不得超出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0元)。此外，在公务员有红白喜事时，接受的礼金不能超过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10元)；芬兰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而且礼物价值还会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0欧元（约合人民币180元）左右。

　　显然，制度划清的不仅是送礼的标准，而且划清了正常的人情往来和社会的正常运行界限。如此，礼物，才能保持传情达意的纯粹功能；送礼，才不会成滥用职权和利益输送的渠道。

　　现在，我们也急需制度给中国人定下送礼的标准，这不仅是给老师和家长减负，也是给全体中国人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