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难改命运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加剧

　　杨晓音

　　从1998年开始，中国代际之间的相关性上升，出现了富二代、官二代现象

　　新生入学之际，有一种现象不能忽视：高校里农村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

　　近年来，各省“超级中学”崛起、高校中户籍为农村的学生比重下降、省区间入学机会差异等问题不断出现，不得不令人深思：高校中户籍为农村的学生比重下降与教育资源和机会不均密不可分。而社会流动性变差更预示着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埋下深深的隐患。

　　难进重点院校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曾统计过从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1978年~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不到两成。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京城知名学府，“虽然具体的数字比例10月份才能出来，但是从今年招生录取的工作来看，农村孩子确实越来越少了，往年一个班40几个人中总还有六七个，今年已是凤毛麟角。”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不仅仅是顶级院校，全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早已开始不断滑落。东南大学招生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四年来，学校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也不断下跌，从36.4%滑落到31.2%。”

　　据统计资料显示，在每年所有录取的大学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和城镇户籍学生的比例大致是1∶1，但是，在一类院校中，农村户籍学生比例只占不到30%。今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大一新生中，农村户籍生源10年来首次跌破三成，仅占28.26%。

　　高等教育机会历来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事实上获得这种资源的年轻人更有机会登上新的台阶，进入社会的主流阶层。那么未能踏上这些台阶的农村学生又去向何处呢？

　　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研究显示，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家庭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22%)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40%、25%)。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年~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师资力量不均

　　记者调查发现，省级、地级、县级间高中教育质量发展的不均衡，是农家学子难“鲤鱼跃龙门”的最大障碍。在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体制下，农村少年儿童几乎一开始在竞争中就处于劣势。

　　“农村的基础教育薄弱，农民与农民工的子女只能接受比城市家庭孩子更差的基础教育；另外少数农民与农民工有条件将孩子送到城镇读书，但往往只能就读打工子弟学校或一般的公立院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近年来的高考试题处处可见‘城市元素’，缺乏阅历和城市生活经历的农民孩子往往面对考题无所适从，丧失公平竞争的机会，另外从2003年开始的重点高校自主招生也多向城市生源倾斜。由于采取‘自主考试+面试’的方式，农民和农民工孩子难以支付赶考成本，同时在面试中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明显不能与城市孩子相比而难以把握机会。”

　　近年来，向上流动的日益艰难已有从农村少年转向工人阶级的趋势。一份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的专业调查显示，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下降了6~7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郑新蓉教授说，农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的投入差异带来的。在高考前，城市和农村考生已经出现了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比如，西北贫困县的孩子多报考文科，因为他们在中学没有足够的物理、化学的实验条件；再如，城市的孩子更熟悉高考的运作规律，他们的家长更具备主动选择和占据优质资源的能力。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而言，难以确证哪一个阶层的子女更聪明、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终获得成功，家庭背景的影响当然是直接而深刻的，但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它必然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或缩小。有业内人士分析说，高校中户籍为农村的学生比重下降是特定制度的产物，其背后的教育不公和权利劣势等因素易导致阶层复制的悲剧。

　　社会流动性差

　　中国大学城乡学生比例失调，早已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是效率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增长和繁荣的动力，关键在于大力提高社会流动性，保持社会的长期活力。所谓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减少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代际不平等，消除长期动态的不平等，提升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促成经济长期增长。”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认为。

　　蔡院长解释道社会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它的取值在-1到1之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这意味着如果上一代是穷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下一代就变成穷人，这是通过大规模的财富剥夺才可能实现的代际变化。正常社会的代际相关系数都是在0和1之间，由于有各种因素影响代际之间的传承，比如基因、自然环境等，所以相关系数应该高于0；但如果代际相关系数趋于1，社会结构就会彻底地固化。

　　经济学家埃斯莫格卢提出精英社会不能实现长期繁荣，在于社会流动性低，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才能得不到利用，是静态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看不到机会，所以没有必要去努力，浪费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实际上GDP增长与社会流动性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这种相关性极有启发意义，以欧美国家为例，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原因之一是代际的相关性，秘鲁、巴西相关性都超过负0.5%~0.6%，美国相对较高，欧洲一些国家都是0.3%左右，而这种社会扭曲就能使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观中国，1949年之后社会流动性显然非常高，因为是一个阶级打败另外一个阶级；改革开放初期较高，出现一批农民企业家，到现在的企业家阶层，而近十年，有各种现象表明社会流动性有下降的趋势，斯坦福两名教授在2010年曾表示从1998年开始中国代际之间的相关性上升，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而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才能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发展。”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