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转型升级的空间留给企业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刘晓午

　　产业转型升级正成为达沃斯论坛上热点话题，在各级政府经济工作会议和企业的发展战略会议中，几乎言必称转型升级。国家和各地的“十二五”规划也都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其中，产业转型升级也是中心内容。

　　然而，经政府规划推动的转型升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转型升级中企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政府在转型升级中应该如何准确定位？《中国经营报》记者就以上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1政府不一定比企业聪明

　　实际上，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政府部门拥有的信息和信息处理能力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政府官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以及对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了解并不高人一等。

　　《中国经营报》：工业转型升级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话题，政府做规划，各地企业也在揣测政策意图，形成了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转型升级路径，你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金碚：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越是重大的问题其级别越高，越需要由更高级别的决策层次来解决。这样，产业转型升级的极端重要性就使这一问题已经“升级”为“国家级”问题。既然是国家级问题，那么，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家是怎么说的，中央和各政府的规划中是怎么写的？经济专家们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作报告和搞咨询也总是被要求传递和解读“中央的精神”和政府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意图。

　　按照这样的思路，各级政府的经济规划和审批部门也都忙于策划和设想所辖地区或领域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甚至具体项目的筹划安排。一些企业则在政府部门划定的路径中亦步亦趋。由于政府认定的转型升级方向，往往会有特殊的政策支持和优惠，例如，可以有建设用地指标，甚至还会有财政资金的补贴，所以，听政府的话，符合政府的要求就可以得到“胡萝卜”，违背政府的意志当然就要挨“大棒”。这在一定的限度内应该是合理的，政府确实负有高瞻远瞩、统筹规划、维护秩序的职责。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政府部门就比企业更明白，特别是越高层次的政府部门就越聪明，越了解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路线，越知道如何实现转型升级，甚至越能够作出正确的项目选择，则是过高估计了政府部门的能力。实际上，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政府部门拥有的信息和信息处理能力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政府官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以及对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了解并不高人一等。

　　也没有理由认为政府就特别聪明，可以英明地指挥企业顺利地实现转型升级。相反，如果政府部门过于自信地做出产业转型升级决策，政策力度失当，而下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则采取“将计就计”的应对策略，往往会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后果。

　　《中国经营报》：能否举几个政府过度参予产业转型升级而效果并不佳的例子？

　　金碚：例如，政府部门选定新能源为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上新能源项目就可以得到投资许可、土地、资金，于是，各地方和企业趋之若鹜，无论有条件还是无条件，只要上政府鼓励的项目，就可以圈到地，得到补贴和种种优惠，所以，即使仅仅为了要地要钱要政绩，也一定要义无反顾地上光伏、风能等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

　　再如，政府部门选定文化创意产业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突破方向，其中动漫产业受到特别关爱。于是，各地都以给土地、给资金补贴的方式招揽动漫企业进驻，以形成本地区的“新兴产业”，通常还要搞个什么“园”或“区”。既然政府给地给钱给优惠，企业何乐而不为？于是，一些仅仅设立几年的动漫公司，居然可以在多地开设子公司、分公司，圈地建园，目标是尽快实现股票上市。显然，这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是难以取得很大成效的，而且可能会付出不合理的代价，交太多的“学费”。

　　还有，大量投资、各地重复投资形成超过市场容量的过剩产能，技术不成熟而导致效益低下，甚至从全产业链看完全得不偿失——实质并不环保，并不节能；甚至是把污染留在中国，将环保出口到发达国家。再如，为追逐政府优惠而投资和扩张的企业很可能成为实质亏损企业，进而在股票市场上形成一批没有核心技术的“高技术”“创业”企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述企业是在政府政策失度情境下被不正常地用偏食喂养出来的。特别要警惕：政策性支持的项目很可能成为政府被“绑架”的项目。美国有企业“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现象，拖累了美国经济；中国则也可能会有“政府参与而不能倒”现象，产生不良后果。

　　2转型升级必须依靠企业创新

　　转型升级归根结底是创新，创新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企业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越大，创新的成果就会越丰硕。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所期望的转型升级成效，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给企业和基层留下了多大的创新想象空间。

　　《中国经营报》：中国过去的转型升级与现在的转型升级有什么不同？

　　金碚：产业和企业的不断转型升级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客观规律，对此经济史学家们往往称之为 “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可以说，转型升级是工业的生命，工业的本质是革命的，所以，工业发展一天也离不开技术创新。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期以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绝大多数技术创新的产业载体，工业技术创新支撑着经济繁荣，而停止技术创新就意味着危机。最近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产业根源就是产业核心技术创新方向不明，从而导致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的支撑，自我膨胀而致使风险剧增。因此，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缓慢，至今增长乏力，特别是失业率居高不下。

　　与所有的国家一样，中国工业化也从来都是处于产业结构、技术和体制机制不断转型升级过程中：60年前，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升级，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加速工业化进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于中国是一个工业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发展的技术来源主要依靠西方发达工业国的技术扩散和转移，引进和模仿是后发国家缩短与发达工业国技术差距的可行途径之一。当然，引进和模仿也不是简单照搬，其中也必须有吸收、消化、改进，以至为了适应具体国情而进行革新和改造。所以，“模仿式创新”或者“创新型模仿”曾经是许多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之一。采用这样的技术进步路径，并且基于中国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中国工业的较强国际竞争力，让“中国制造”工业品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大国。

　　经过这样的历程，到了21世纪，中国工业化走到了又一个历史关头。过去的成就固然伟大，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显突出。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趋缩小，使得技术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技术的限制也越来越强。因此，在新形势下，中国工业再次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而且，这次转型升级必须更加依赖自主创新。即使是要模仿、借鉴、引进，也必须以创新为依托和归结，即必须具有独创性和差异化。

　　《中国经营报》：如何顺利实现目前的转型升级，在这次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金碚：从各国工业发展史看，工业技术创新以至“工业革命”从来不是由政府计划出来的。政府虽然可以在支持和促进重大技术创新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企业毕竟是最终的创新实现者。政府的职能是发现和鼓励企业创新，而不是替代企业创新。形象的比喻就是，政府可以给企业提供创新蓝图，制定基本规则，而不是为企业选择具体路线，更不是规定企业采用什么方式和工具。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该激励企业创新，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决不是要求企业照葫芦画瓢。政府对于企业创新，即使扶持也须适度，即使鼓励也要维护公平竞争，即使实施管制也须保持弹性。总之，实现创新归根结底是由企业创意和完成的事。企业活才能创新活！

　　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工业结构和技术的全方位转型升级，是一个极为艰巨、庞大和复杂的任务，而且，由于各行业、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技术选择具有高度的具体性和差异性，绝不可以期望一个或一套总体性的规划，或者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方案就可以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所以，工业转型升级必须主要依靠企业和基层的创造性实践，谁也无法提供现成的蓝图和方案。

　　转型升级归根结底是创新，创新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企业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越大，创新的成果就会越丰硕。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所期望的转型升级成效，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给企业和基层留下了多大的创新想象空间。事业是干出来的，创新则是想出来的！企业面临着最现实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对创新具有最切身的感受，可以说，创新关系到它们的身家性命，所以，企业是创新动力的最强盛源泉。只要给企业以充分的创新想象空间，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一定会有乐观前景。在中国取得了人们未曾料想的30多年经济发展成就后，也许世界可以再次看到，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速度比今天人们所料想的更快，而无论面临的困难有多大，矛盾如何突出。

　　3政府应该准确定位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不是追求统计指标的良好表现。每一家企业，具体条件、能力强弱、技术优劣等各不相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顺势而进。所以，各个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选择必然各不相同，政府没有必要规定或者强求企业如何做。

　　《中国经营报》：那么，要给企业充分的创新想象空间，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金碚：首先，政府应该制定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划，这种规划是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可以提出要达到的总体性目标，例如节能、环保、技术水平等目标，及工业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调控方向，甚至可以有一些技术项目选择的提示，如预测和信息服务；但不应指定具体由哪个企业，或者采取哪种具体解决方案来强制性达到规划目标。更不应该由政府指定本应由竞争来确定的市场赢家。

　　第二，政府应制定基本的工业标准，这种标准主要应是“门槛”性的，即任何企业只要进入就必须达到的标准；而不需要制定各种“优胜”性标准，似乎达到“国家标准”就是“优质”的标志。在计划经济中，规定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行业标准高于企业标准。企业努力的方向就是按照这种级别实现质量升级，达到行业或地方标准，再达到国家标准，行政等级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在市场经济中，事情的逻辑应反过来：国家标准是最低标准，违反就是违法；行业可以制定比政府高一些的标准，体现技术进步的方向和专业可行性；而企业则可以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制定和实行更高的企业技术标准，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体现优势、实力和更高的社会责任。总之，不应将企业限制于“达标”思维，而是应激励追求“更高”“更先进”“更具竞争力”“更强社会责任心”的思维。

　　第三，对于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的项目和行为，政府应该制定鼓励政策，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或税收减免。但鼓励政策特别是财政补贴等，必须考虑到对市场竞争秩序和各类企业市场竞争公平性的影响。尤其要防止不适当的差别性政策导致企业行为的异化，即诱使企业将主要精力和着力点放在获取优惠待遇和政府补贴上，而不是真正放在努力实现实质性技术创新上。

　　当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总是会有一定的差别性，差别性往往具有歧视性，歧视性可能导致企业行为的扭曲，这是难以避免的政策代价。所以，政府应该尽可能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保持科学性、协调性和公平性。从政府的角度看，产业技术创新要实现的是全方位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而不仅仅是少数企业在优惠政策下的出众表现。

　　第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有一些总体上的趋势性，例如，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变化趋势，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趋势，从加工组装向品牌产品发展的趋势，从低技术产品向高技术产品发展的趋势等等，其中确有基本规律可循。但这样的趋势和规律是在千千万万企业的竞争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对每一家企业或每一个地区都适用的不变定律。

　　工业转型升级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企业“齐步转”，或者向同一方向、按照同一技术路线“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不是追求统计指标的良好表现。每一家企业，具体条件、能力强弱、技术优劣等各不相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顺势而进。所以，各个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选择必然各不相同，政府没有必要规定或者强求企业如何做。要让企业发挥想象力，它们中的大多数可以走上符合实际和具有可行性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道路。从而实现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转型升级，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习生林长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达沃斯声音

　　要依靠科技创新促发展

　　国务院参事 石定寰

　　我们未来要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从过去更多依靠资源、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依靠大量消耗各种物质资源转向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中国确定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也在科技创新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等。这十年来中国的创新有很大发展。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差距还很大，所以我们要在开放的环境下，在加强国际合作的条件之下来加强创新。

　　政府应鼓励扶持低碳增长

　　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CEO

　　克劳斯·克莱因菲尔德

　　我认为低碳增长应当建立一个“从摇篮到摇篮”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注重整条价值链上的可再生利用。比如，如果汽车底盘能循环使用，那可以节省40%的铝材料，而且这相当于把碳排放减少10%。

　　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的引擎

　　英国电信集团董事长 利万基

　　要重塑信任，我们需要做出郑重承诺。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我们应有很好的金融政策、金融监管，需要加强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我们要向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因为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的引擎。另外一点不能忘掉，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多哈回合，在多哈回合要完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财富，才能够创造就业，才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汽车产业发展必须有所制约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郭树清

　　住房和汽车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而且今后长期还会是支柱产业。考虑到生态和环境这两个制约因素，我们对这些支柱产业必须有所制约、有所约束。但是，要是约束和制约采取行政性的办法，只能是权宜之计、临时之策。我认为，更有效办法是通过价格和税收来调节。中国不可能再重复美国和欧洲这样的汽车补贴，那是定死的政策，不仅在中国是定死的，对全球来讲也是定死的。但是现在这是一个难点，因为继续保持增长，继续无限制发展，石油消耗、排放尾气量的增长就难以想象。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