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城市”幸福吗？

　　众多评奖排名皆“傍”上幸福，但幸福感标准却难统一

　　李正豪

　　“整个社会和每个人都要对幸福的含义进行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也许就会找到新的衡量指标。”荷兰全球报道倡议组织总裁里格特瑞银9月15日在第五届达沃斯论坛上所说的这句话非常应景，提升居民幸福感早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学界的共识。

　　8月底，山西太原市提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一种责任和追求，使太原成为最有人情味、最有幸福感的城市”；甘肃兰州市提出“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市民幸福感”；在稍早一些的7月下旬，新疆库尔勒市提出要“建设百姓幸福感更高的城市”……

　　与各大城市纷纷要“幸福”的施政目标相应，各种“幸福城市”的排行榜同样不遑多让。

　　8月28日，由钱学森先生倡导创办的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发布“中国智慧城市（镇）发展指数”，幸福指数处于三个一级指标的首位。而在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城市幸福感指数也首次被列入城市竞争力指数的评估体系。

　　《中国经营报》记者粗略统计发现，我国几十个城市都提出了以提高居民幸福感为目标的发展口号，但在居民层面，“被幸福”了的公众最普遍的疑问恰是“我们幸福了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市营销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幸福感成为发展目标是好事，但目标如何一步一步落到实处，更为关键。”

　　1 “榜”上幸福

　　多名上榜城市的受访者戏称这种现象是“幸福的轰炸”，同时还表示“我们的幸福只在排行榜上”。

　　9月15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第五届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建设“试验场”。不仅如此，中国很可能还是世界上幸福城市排行榜最多的国家。各大机构纷纷推出的幸福城市排名多如各大城市热火朝天的工地。

　　 8月份，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城研院”）联合中国排行榜网等发布“2011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该排行榜针对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分榜发布，各级别前三甲分别为：广州、合肥、南昌；宁波、宜昌、上饶；江苏省海门市、吉林省榆树市、山东省滕州市。

　　城研院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下属部门，与其他幸福城市榜单相比，住建部的数据及权威程度本应更佳。但这个排行榜发出之后，同样在民间引起了广泛争议。

　　湖北籍公司白领喻勇在广州工作了六年，在天河区上班、越秀区租房，喻勇告诉记者说，广州“公交车挤死人，出租车等死人，交通堵塞烦死人，房价高得吓死人，这样的城市也能排到第一名”？上饶一位人民教师则表示，上饶能上幸福城市排行榜“简直是个奇迹”。

　　当然，引发争议的不只城研院一家的榜单。

　　7月份，总部位于香港的民间研究机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了“201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这个排行榜上榜城市的总数为100个，因为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彻底排除在外引起了更多争议。

　　榜单发布后，上海一家主流媒体做了专题讨论。有人认为，幸福城市是给中老年人住的，全世界凡是一线城市都很难进入幸福城市前列；也有人认为，现在的人们一边享受大城市繁华的物质生活，一边又抱怨精神生活匮乏，很难统一界定幸福城市的标准。

　　在更早的5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首次对294个城市的“幸福感指数”做了排名，前三名为石家庄、临沂、扬州。该榜单同样深受舆论质疑。身为石家庄人的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就公开表示：“老百姓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生活水平或经济发展、官员满意度，每次回石家庄都能听到抱怨，还没到洋溢着幸福的程度。”

　　发布年度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的还包括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下属刊物。难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名上榜城市的受访者戏称这种现象是“幸福的轰炸”，同时还表示“我们的幸福只在排行榜上”。前述城市营销专家认为，多数排行榜都有商业推广的嫌疑，难称公允。

　　2 标准不一

　　从主观上说，幸福感是一种归宿感、安定感、满足感，在客观上，幸福感表现为社会文明指数、经济福利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等。

　　“我们的幸福”当然不能只在排行榜上或者专家口中，“幸福城市”需要找到公众认可的量化标准，且最终数据排名要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相称。

　　“物价、房价上涨是当今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有些地方物价、房价已经高到市民无法承受的地步，市民幸福感肯定会受到影响。”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会长桂强芳表示，“我们注重研究城市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变化，幸福感要与物价、房价挂钩才行。”

　　桂强芳表示，从主观上说，幸福感是一种归宿感、安定感、满足感，在客观上，幸福感表现为社会文明指数、经济福利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等，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幸福城市排行榜就是通过对比这些指数产生的。桂强芳认为，幸福城市排行榜会对政府制定政策起到积极作用，会提高市民的自豪感和荣誉度，这些精神力量又会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城市的进步和发展。

　　诚如桂强芳所言，幸福感要通过量化指标来测量无形的心理感觉，难度确实不小；而量化指标势必涉及到人为打分，个体感受能否代表群体感受，无疑又会产生不小误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样本数量和指标多寡无疑又是幸福标准测量的关键。

　　中国社科院今年首次将幸福感指数纳入城市竞争力评估体系，该机构面向294个城市的居民做了短卷调查，针对33个重点城市居民做了长卷调查。据记者了解，在量化幸福感时，中国社科院主要调查14个指标，包括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信心以及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居住、社会治安、教育、环境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健、社会道德风气、经济收入、交通、灾难防范状况。

　　但幸福榜单的制定者们仍然在迎难而上。

　　据记者了解，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重点院校、科研单位的众多专家共同发起的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针对城市幸福指数做出了更细致的量化。该研究会制定的智慧城市发展指标体系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发展的指导性体系。

　　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秘书长隆晨介绍，智慧城市发展指标体系包含城市幸福指数、城市管理指数、城市社会责任体系3个一级指标，排名第一位的城市幸福指数又分一至四级评估指标，其中四级细分指标达到362项，除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内容以外，还要考核每百人公共图书拥有量、智能交通IC卡普及率、信访案件按期办结率、食品药品监管能力等。

　　3 难量化的指标

　　现阶段我国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别比较大，并不是处在城市发展的同一阶段，不能搞“一刀切”。

　　当然，除了抽样和评选标准的不统一会产生不同结果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是否能够放在一张榜单中统一排名，也是颇值得玩味的话题。

　　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表示，在目前阶段，建立与“幸福”相关的更为综合的科学指标体系，但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因时因地”的具体情况，以及评价体系的执行应用情况。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发现，总体上来说，我国城镇居民的幸福感较强，城市之间的差距较小，其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则是就业、收入和交通状况，这表明一些城市已经患上不同程度的“城市病”。

　　对此，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倪鹏飞表示，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人均收入呈“倒U字”关系，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是收入越高越幸福，这些城市位于“倒U字”的左侧；少数城市则已经到了生活方式多样化的阶段，幸福感增长对收入的增长不太敏感，这些城市位于“倒U字”的右侧。

　　前述城市营销专家认为，政绩考评体系应该逐渐淡化那些具有清晰界定、比较容易做出评价的指标，加重诸如“幸福感”这种较难评价的“软指标”的考核力度：“关键还是改变观念，从追求GDP转向提高居民幸福感，从可量化的各种指标入手开展工作，并落到实处，这才是建设幸福城市的正途。”

　　倪鹏飞亦称，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现阶段我国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别比较大，并不是处在城市发展的同一阶段，不能搞“一刀切”。同时，根据不同城市的文化特点、资源禀赋的不同，应该避免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都依照发达城市发展模式制定自身发展路径的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