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经济功能的实践

　　—— 从硅谷到中关村

　　The Practi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al Function

　　文 王德禄

　　在探索实现科学技术经济功能方面，美国走到了世界的前面。在这当中，有三位出身大学的美国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V·布什、K·T·康普顿和F·特曼。

　　V·布什曾经当过MIT的副校长、华盛顿卡内基学院的校长，在美国参加二战时担任科学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推动曼哈顿计划、提出互联网原始概念。V·布什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意义，他主张“大学不应该作为专修学问的象牙塔，它应成为开发和应用科技成果的大本营”。他自己更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

　　第二位同样是MIT的校长，著名物理学家K·T·康普顿。他和乔治斯·多里奥特等人在1946年建立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C)，成为了风险投资的开拓者。

　　第三位是F·特曼(F.Terman)，在他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期间，在实践当中开创了大学科技园这一模式，从而一手创造了硅谷区域创新模式。

　　V·布什、K·T·康普顿和F·特曼三人探索的重要性，在于三个人的实践代表了新经济模式的三个重要方面：科技人员创业、风险投资和区域创新模式。这三部分组成了新经济高技术产业化的创新循环。这种创新循环，实际上成为了美国经济的发动机，推动了新经济持续深入发展，也使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越来越显著。

　　硅谷模式打通了产学研之间的创新循环，使之形成了一个极具活力的高科技驱动的创新栖息地。其本质反应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的深化，即科学技术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占主导位置。信息技术带来的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大量新技术成果，越来越快地进入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世界的面貌。对此，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这一现状，取而代之的是新经济范式的崛起。从科学技术经济功能的三个阶段，可以理解这一趋势的变化。在第一阶段是以科学的国际化为主要特征，这也是科学迅速发展成独立建制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以技术的专利化为主要特征，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阶段是以科学技术的市场化为主要内容，从创业、风投乃至技术本身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研发创新成为了独立的经济行为，知识成为了产品本身，知识的传播衍生出大量的新兴产业。硅谷就是这一范式转变的产物。

　　对科学技术经济功能的探索，在中国更多地体现在90年代的实践理性。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成为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风景线。在这些下海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一些人仍然从事具有市场导向的理论探索。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就一直在研究吸取硅谷的经验，探索将知识融于经济的方法，先后研究了 “二次创业”、“区域创新”、“知识经济”、“自主创新”等课题，实际上这些课题探讨的方向也都是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

　　与此同时，以中国赴美留学生为代表的创新力量也开始茁壮成长。这些80年代开始大规模赴美的留学生也纷纷参与到了硅谷的创新创业浪潮当中，利用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创业机遇，在硅谷创业并接连取得成功。其中，朱敏、邓峰、陈宏等人都是杰出代表。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硅谷留学生回到了中关村进行创业，邓中翰、李彦宏这些留学生创业者纷纷成长为新兴产业在中国的领头羊。而朱敏、邓峰、陈宏等硅谷成功创业者回到中关村转变成为投资人，直接利用硅谷的创新资源、创新模式来组织、培育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关村凭借其在高科技产业的活跃和规模，以及产业模式上与硅谷的对接，逐渐成为了硅谷在亚洲的翻版。

　　(作者系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著名战略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