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商为何未能转型

　　栾成显

　　 　　19世纪中期以后，实力雄厚的徽商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进而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呢？又应如何解释徽商衰落的原因呢？

　　从地理环境来说，徽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枢纽，既然在明代徽商兴起时这是一种优势，为何到了近代反成为一种劣势呢？当徽商兴盛之际，其所经营的商品已主要不是来自徽州本土，其经营活动和市场几乎覆盖全国，地理环境对市场与商品的影响退居其次，到了交通相对较发达的近代更加如此。很明显，这不能说是徽商衰落的决定性原因。

　　从资本实力来说，徽商在其兴盛的几百年里所积累的资金是惊人的，它已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大商业资本的一个代表。明嘉靖时，严嵩、严世藩父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搜刮天下钱财，家中拥有的银两已达百万之巨。有一次，严世藩与朋友评论天下的富室，结果有17家列入首富，家财都超过了50万两白银。其中10家为宗室、官僚、太监、锦衣卫头子、土司及地主等，这些人主要通过掠夺方式聚敛财富，其余7家则有“山西三姓、　　徽州二姓”及无锡两家，均为富商大贾。换言之，徽州大贾拥有的白银当时已富比王侯。

　　遗存至今的徽州文书也证明，官方文献所记载的明清时代徽商“藏镪（银锭）百万、千万”，并非虚语。如清道光年间徽州黟县西递富商胡学梓拥有的典业资本，即达30多万两。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两白银，即使今天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多数徽商没能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并非因为资本不足，而是因为其资本的主要投资方向，并不是工商业的再生产，而是购置地产、建造楼宇、奢靡性的消费以及报效宗族等，即主要用于所谓“肥家润身”上面。这与资本家把赚到的钱总是投入再生产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追根溯源，文化观念的不同，应为徽商未能与时俱进的深层次内在原因。

　　由传统商业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并非经营方式上的简单改良，而是体制上的根本变革，它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客观的环境基础，也要有合格的人力资本；既要有资金等物质条件，又要有文化观念上的准备。而文化本是体制之母，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往往是决定性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徽商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徽商通常有多重身份，特别是一些大徽商并不是纯粹的商人，或是商人兼地主，或是商人兼官僚，或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徽商群体与封建势力非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反而需要紧紧依附于封建机体之上。他们既是当时大商业资本的代表，又是封建性很浓的商帮，这就是徽商所扮演历史角色的两重性。

　　提到徽州或者黄山风景，人们常常引用汤显祖的一首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此诗大约是他50岁前后所作，性格孤傲的他此时已辞官，穷困潦倒至极。诗前有一小序称：“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事实上，这首诗的原意要表现的是对权贵的不屈服，同时也透露出他对商人和金钱的鄙视，而根本不是赞美黄山的，也不是称誉徽州的（黄山地处徽州，古人常用“黄白”代指黄金、白银）。

　　汤显祖作为明末清初启蒙时代的一位大戏曲家，被喻为“东方的沙士比亚”，但此诗中所透露出来的对商人和金钱的态度，颇值得我们深思。尽管明清时代已有人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进步思想，但四民（仕农工商）之中仕居首位、商属末流这种等级划分，即儒家思想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可以说根深蒂固。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受到轻视仍是当时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观念。

　　儒家思想文化在徽商兴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亦应看到，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又有十分保守的一面。其世界观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儒家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是唐尧禹舜，言必称三代。一切进步的东西都是古已有之。就连18世纪走在中国前列的大思想家徽州人戴震，也没能完全摆脱这种局限，他最后是主张“西学东源”说的。至于一般的徽商，就更不用说了。

　　儒家的保守思想严重地阻碍人们接受新事物，是体制转变的首要障碍。在中国和世界形势都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时代，满脑子儒家教条的徽商怎能看清当时的形势，又怎能认清自己的前进方向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商是成也儒家文化，败也儒家文化，经济与文化互动，不能不说是徽商兴衰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专攻明清社会经济史及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