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看得见的正义

　　羽戈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一面高呼“围观改变中国”，一面却是“中国拒绝围观”。哪怕是合法的围观，譬如旁听。

　　一个月前，我所寄居的城市，有一起要案在市中院二审。此案因被称为中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而轰动一时，举世瞩目。也许虑及案件的受关注程度，二审之时，法院特意安排了该院最大的第一审判庭，可容纳150多位旁听者。

　　不幸的是，庭审当天，依然有许多公众被阻于法庭门外，法警的理由是，这些人没有旁听证。

　　按预告，九点半开庭，我准时到场，却发现辽阔的旁听席还不足半数入座。庭上，辩方律师向法官激烈抗议；门外，焦灼的公众鼓噪四起，望眼欲穿。僵持到近十点，开场的法槌才姗姗敲响。此时，除了旁听席第一排24个位置全部空出（法警解释说，为了保护庭上安全，第一排不许旁听者入座——这实在荒谬之极，假如害怕旁听者近距离袭击被告、证人、控辩双方及法官，可将旁听席整体后移一到两米，本来座位就极其紧俏，何必如此浪费呢），后面至少有十余个位置无人问津。

　　我和一位专攻刑事辩护的律师朋友张望了一番，发现到场的旁听者不乏检察院和法院的熟面孔。一位做检察官的师弟看见我，点头尴尬一笑，却没有过来打招呼。

　　9月19日，同样举世瞩目的“蟹妈案”，即梅晓阳涉嫌受贿案，在上海闵行区法院浦江法庭公开审理。这么重大的案件，却只安排了一个仅能容纳十来人旁听的法庭。据报道，当天，记者们虽进不了审判庭，还可在监控录像室旁听；古道热肠的近百公众，只得伫立于法院的铁门之外望穿秋水。也许在这些欲旁听而不得的人看来，近若咫尺的法院，俨然如一座密不透风的暗室，遥不可及；所谓公开审理，永远无法突破那一道栅栏的封锁；法治与正义的博弈，完全沦为密室里的游戏。

　　恰在9月19日，我的朋友、正在美国费城访学的张培鸿律师，在《东方早报》撰文谈他在美国旁听庭审的故事。前不久，他去旁听刑事案件，不需旁听证，不需任何身份证件，法官会从法官席上站起，张开双手，对他说“Welcome”。依他的观感，“被告人上庭，就像去银行办事一样”，那么旁听，大约相当于到邻家串门。

　　前后数日，大洋两岸，旁听者们的遭遇之异，充分印证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乃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谎言。

　　不管美国如何，这里单说中国。既然号称“公开审理”，则当向全社会公开，如果以旁听证为关卡，向检察院及司法系统内部倾斜，同时限制公众入内，那么所谓的“公开”，便要大打折扣。因“公开”不公，故布疑阵，人们甚至会怀疑庭审的公正性。

　　短期来看，旁听证这一道门槛恐怕难以拆除，既如此，如何保证其公正性呢，就是说，不管对公众，还是对公检法人员，它都足以构成一道门槛，令他们不能像在自家的后花园那样自由漫步？

　　其实就是一个旁听证的分配和发放问题。这方面，我以为可参考每年欧冠决赛的门票分割。以2011年巴萨对曼联为例，决赛地英国伦敦温布利大球场可容纳86000名球迷，欧足联分给巴萨与曼联的球迷各25000张，还有25000张留给其他球迷，以及欧足联官员和各赞助团体。剩下11000张门票则在欧足联官网售出，自由抢购。

　　如我谈论的第一个案件，所安排的审判庭共设有150多个座位，按比例，可分给控方40张旁听证、辩方40张旁听证，余者向社会公开发放。即把总数一分为四，控方、辩方、社会公众分别占1、1、2。有些案件，假如法院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可稍作收缩，将总数一分为三，控方、辩方、社会公众各占三分之一。

　　当法院官网发出开庭公告以后，旁听证应该立即向社会公开发放。法院可在庭审前三到五天公布领取旁听证的时间、地点与方式（譬如凭身份证登记等），为防止滥领、冒领，可规定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旁听证、不许代领等。

　　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些案件，甚至到了二审，法院依然如临大敌。须知审判不是打仗，旁听者不是敌人，法官只是裁判，而非战士。控辩双方，基于立场与身份，相互以为寇仇；为什么本应中立的法官，却视旁听者以及一些律师为眼中刺，欲将他们阻于视线之外而后快呢。这就让人疑心，他们的屁股，是否在法袍的遮蔽之下，暗暗滑向了某一方。

　　不管正义在不在当下，我们必将得到，而且，我们希望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围观改变中国”的精义正在于此，因为我们同样希望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见证中国的蜕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