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商民间借贷演绎“大逃亡”“务虚”经济恐引骨牌效应

　　晚报记者 劳佳迪 报道 制图 任萍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随着年底大限的日益临近，这句当初怀古伤今的感慨，成了温州实业“人去楼空”的现代寓言。

　　锦潮电器、宝康不锈钢、百乐家电、奥米设备、耐当劳鞋材、铁通电器、唐风制鞋、星际鞋业、信泰集团……近日，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多家企业因老板的相继不翼而飞命运相连。

　　这些曾经风光人前的制造业角斗士，转眼退隐江湖、销声匿迹。他们之中，或使出金蝉脱壳之计离奇搬空厂房，或干脆弃公司于不顾大玩人间蒸发。

　　对于每日数曝的“逃亡”事件，上述名单还只是管中窥豹。令金融界人士忧心的是，愈演愈烈的落跑现象或许不仅是民间资本的喧哗与骚动，银行的微妙介入可能引发中国式次贷危机。

　　“代言人”改口

　　昨晚临近十二点，被称为温州民营经济“教父”的周德文仍被媒体的电话团团包围。 “你先给我发个短信，我这里还有十几家媒体在排队采访。 ”——记者在下午、晚间连续拨打了数十次电话均占线之后，刚接通的电话又在他的简短回复中匆匆挂断。

　　作为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的他，是当地民营经济最为人熟稔的“代言人”，也是媒体近期连环轰炸的焦点。 “最近温州话题很敏感，周会长事情实在太多，光接待来温州采访的境内外媒体，一天就有十几波。 ”促进会的另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一个月前，当媒体盛传温州楼市出现崩盘时，记者曾实地奔赴温州与周德文直接对话。当时他的答复非常乐观：不仅楼市没有崩盘，温州中小企业的新陈代谢也很健康。

　　但在他的微博(http://weibo.com)上，记者注意到，一个月后，几条更新已流露出不同情绪。1个月前，他坚持“房产投资降温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家把房产变现充实实业资金，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现象，是企业家对未来有信心的表现”的说法。

　　9月26日，或许是问题严重程度超乎预期，他写下了“在当地政府忙着处理信泰集团的善后问题时，更大的危机不期而至——多家供应商先后被迫停工，相关企业陷入困境”的微博。

　　最新一条更新则袒露他对经济的彷徨态度：“中国究竟有多少财富藏于民间？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是否是疯狂热钱的元凶？农产品、房价、股市、黄金、创业板、艺术收藏……热钱的触角向四面八方伸展，热钱是如何炒作的？中国经济会否重蹈日本经济覆辙？热钱是否是绑架中国经济，造成通胀的罪魁祸首？人民币陷入疯狂，我们将何去何从？ ”

　　而1个月前他对记者表述的 “长期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月息30%至40%左右，1月以内短期民间借贷利率甚至达到80%至100%”，昨日也演变成“年化利率高达180%”。

　　蹊跷的银行存款

　　高利贷无疑是当下赚取5-6%微利的制造业不可能承受之重。 “高利贷就是一个杠杆效应，每经过一个环节的流转，利率就放大一次，温州流行的这种空手套白狼的‘炒钱’特征，决定了利率链条必然有崩断的一天。 ”一位在股份制银行已从事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近十年的资深人士昨日对记者表示。

　　“当地有些银行甚至充当民间拆借的‘二传手’，温商利用手中不动产作抵押品，利用人脉大量套现放贷，这不得不令人担忧金融体系的防火墙不够坚固。 ”他对记者坦言，一旦骨牌效应的风险显现，区域性银行可能成为重灾区。

　　“城商行对抵押品的要求没那么高，对其它动态财务指标看得更重，比如说现金流、应收账款等，这些都是大行基本不看的，审核标准的不同注定坏账率会更高一些。”他告诉记者，“区域性银行虽然取得了牌照，但说到底有些也是温州 ‘熟人经济’的环节之一，如何防范这些银行率先出现无法负荷的资金困境，是当务之急。 ”

　　8月去温州实地采访时，一位温商对记者描述的蹊跷案例也让银行风险陡然升温。据悉，4月他曾联合100多个温商来上海，一口气买下160多套超大面积的房屋，在寻常购房者眼中看来并不划算的将阁楼、地下室算入产权面积的房屋，却成为他们银行套取低利率贷款的圈钱利器。

　　“只有大的产权面积，才能在温州的银行拿到更多贷款，被认定为大客户后，贷款利率才能更低，当时审批通过的贷款利率只有2.8%，比公积金贷款还少2个百分点。 ”他曾亲口对记者叙述。

　　事实上，银行的微妙介入也有数据为证。据悉，9月以来，存款加速流出银行体系。前15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较8月末减少4200亿元人民币左右，出现罕见天量负增长。

　　“从我们掌握的数据和一些案例来看，确实有相当资金流向了民间金融市场，以及从民间金融市场流向了高利贷企业，流向了投融资公司。 ”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如是分析。

　　中国式次贷

　　资金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链条慢慢越拉越长，借钱的企业受楼市惨淡与经营困难双重打击而无力偿还，最终酿成银行体系风险，牵连的经济体也越来越多——虽然事情的开端看起来不尽相同，但顺理成章的危险逻辑似乎翻版美国次贷危机。

　　“我特别担心的是，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在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量非常大，一旦出问题，可能使银行蒙受损失。”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看来，这也是民间借贷的首要风险，“它的风险传导到银行，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银行的钱收不回来，问题就大了，‘中国式金融危机’也好，‘次贷危机’也好，并非是危言耸听。 ”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钢明甚至断言，如果国家再不出手相救，肯定会出现次贷危机。“有些大企业利用优势以低息从银行贷款，然后加价转给别的企业进行投机，企业因为借贷利息过高，会用钱进行高风险投资，如房地产等暴利行业，一旦投机产业出现风险，就会引爆次贷危机。 ”

　　而温州老板的相继失踪更为“山雨欲来”的次贷危机酝酿“满楼风”。追溯这些老板当初借贷的资金来源，假设最上游的源头正是银行，很显然金融体系的资金安全就将备受大考。

　　“据借贷人（指资金掮客）的估计，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达到7000亿元到9000亿元，大约有50%—70%的温州本地人以各种方式加入了民间借或贷。”里昂证券近期发布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显示，早在6月末，借贷年化利率已超过历史监控的最高水平。

　　“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借贷人估计今年大约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报告还称，60%-70%的贷款进入本地企业，用于维持企业运转或偿还债务。

　　遍地开花的借贷风险

　　由于长期是中国的民间资本集散地，温州的资本异动尤为扎眼。但实际上，民间借贷的风险并不只存在于温州，温州只是典型而病状严重的一个案例。

　　据记者了解，在堪称江苏版温州的泗洪县，早在2000年，房地产企业便借助民间融资进行开发。今年受银行贷款收紧与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的双重挤压，泗洪出现“全民放贷”风潮，甚至公职人员也参与其中。

　　利息飞速攀升曾一度制造泗洪街头宝马、奔驰名车云集的繁荣景象。但数月后，借贷大户失踪，高利贷市场随即崩盘，“全民房贷”变成 “全民追债”，最后接连发生血案。

　　而在近两年担保行业发展迅速的厦门市，2009年底共有担保机构58家，到了2010年三季度末疾速发展到156家，其中大部分从事高利借贷业务。今年7月，厦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导致至少有4家担保公司面临被客户挤兑，总债务额可能涉及超百亿元。

　　在另一个“豆芽菜效应”的神奇之地内蒙古鄂尔多斯，依靠地下煤矿，人均GDP超过香港。而当地房地产开发有80%的资金依赖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 2000亿元以上借贷规模和最高60%的年化利息令每个人成为虚拟经济钢丝上胆战心惊的舞者。

　　即使是在辽宁省沈阳市，银行存款增速亦连续三个月下降，当地借贷年利率也达20%以上，对比小企业平均5%-8%的利润，民间高利贷存在巨大的偿还风险。在广东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的东莞，接待量也大概达到 2000亿元-3000亿元。

　　全国工商联刚刚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显示：过去三年中，有90%以上的受访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微小型企业的融资状态更为窘迫。小型企业选择民间信贷的高达67.8%，中型企业也有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