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湘村官之死

　　9月15日下午，湖南祁东县新安村61岁的村支书谭开海在田里干农活时，被县检察院人员带走。次日，家属在县殡仪馆里见到谭的遗体；9月16日中午，福建南平延平区东坑村横排村民小组组长张世抄，被延平区检察院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3天后，家属到检察院要人，才被辗转告知，张已于19日凌晨去世。

　　两起极其类似的村官非正常死亡事件，让尚未得到答案的家属和公众不禁疑窦丛生，这是否又是刑讯逼供在作祟？

　　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福建南平

　　9月15日下午，湖南祁东县新安村61岁的村支书谭开海在田里干农活时，被县检察院人员带走。第二天凌晨，谭开海家属收到了其死亡的噩耗。

　　9月16日中午，福建南平延平区东坑村横排村民小组组长张世抄，被延平区检察院以“协助调查”的名义，从其在厦门工作的儿子家中带走。经过音讯全无的70多个小时后，家属到检察院要人，才被辗转告知，张世抄已于19日凌晨去世。

　　两起极其类似的村官非正常死亡事件，让尚未得到答案的家属和公众不禁疑窦丛生，这是否又是刑讯逼供在作祟？

　　来自检察院的噩耗

　　9月16日上午11时许，一个自称是快递公司的人摁响了门铃，在厦门儿子家刚过完中秋节的张世抄和妻子开门后才发现，是两名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的便衣工作人员。对方要求张世抄回一趟南平，“协助调查村里的事情”。今年虚岁60岁的张世抄，在2006年曾被选为南平市延平区东坑村横排村民小组组长，并连任至今。

　　在此之前，东坑村支书疑因经济问题被区纪委“双规”。

　　在公司上班的张钦伟接到电话赶回家里时，父亲张世抄已被带走。母亲告知张钦伟，带走父亲的人，并没有按规定出示任何证件和文件。张世抄照检察院工作人员吩咐，简单地带了些换洗的衣服，安慰妻子说自己“只是协助调查，很快就回来”，就出门了。

　　张世抄儿媳连晓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公公一直是个很随和的人，所以才会在对方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同意跟他们走。”

　　即使是嫌犯，刑诉法明确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也不得超过12小时，拘留后，也应当在24小时内，将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家属。

　　9月17日，与父亲失去联系一整天后，张钦伟在南平的姐姐和姐夫焦急万分地赶到延平区检察院，但他们发现周六无人上班，找不到任何负责人和知情人。

　　周一早上上班时间一到，张钦伟偕同家人到检察院询问父亲下落，他们觉得，“如果能够知道父亲真的在检察院里，有政府负责着，至少可以安心点。”

　　半个小时后，值班人员向家属肯定了张世抄的确在检察院，但对于家属要求见人的要求，值班人员表示，要等领导开会回来才能定夺。

　　10点多，值班人员通知家属去水南街道办，说街道办主任和检察院领导都在那里。一家人商量后决定，张钦伟和妻子连晓艳留在检察院，姐姐和姐夫去街道办。

　　不久，张钦伟接到姐姐的电话，让他们马上到街道办，语气急切。

　　满心希望是好事以为父亲已回来的张钦伟夫妇二人赶到街道办。但他们看到的是大哭的姐姐，听到的是父亲已经去世的噩耗。

　　检察院向家属解释：“张世抄在问话过程中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于19日凌晨两点多去世了。”

　　一千公里之外的类似遭遇

　　有朋友告诉忙着料理后事的张钦伟，在湖南祁东县一位名叫谭开海的村支书，在被检察院带走之后，也莫名死亡。

　　今年61岁的谭开海，从18岁左右就开始在新安村村委工作，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担任村支书。他的妻子在衡阳带孙儿，子女常年工作在外。平日他除了要忙村里的工作，还要独自照看家里的五六亩稻田和十多亩的鱼塘。

　　“父亲一直都很忙，从村里的各种矛盾纠纷，到今年的抗旱工作，村里的大事小事都找他。有时候我爸到衡阳市找我妈，只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匆匆回去村里。”谭开海的儿子谭必发说。

　　16日凌晨4点多，在东莞工作的谭必发突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被告知父亲被县检察院带走后突然去世。当日下午4点，谭必发赶回祁东，在县殡仪馆见到了父亲遗体。

　　18日，县委、公检法、律师等一行10多人，向家属出具了一份报告。但谭必发表示：“报告写得很模糊，只是说我父亲是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被检察院带去询问的，还有笔录之类。”

　　谭开海家属说：“只要去过我们家的都知道我家里面连电视机都没有，电器设备就是一台电风扇还有一台冰箱，平房楼都有24年的历史了，外面下大雨家里面下小雨，墙壁都发霉。爸爸今年61岁了一个人还种了6亩多地，承包了一个大鱼塘，银行存款1000多元，这叫贪官吗？”

　　事后，市县纪检、人大、法制办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据9月18日当地电视台报道，联合调查组初步调查，15日晚23时左右，谭开海在县检察院接受办案人员询问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县医院对死者所做的死亡会诊讨论，以及县刑侦大队法医所做的两次尸表检验，没有发现死者因外力伤害致死的迹象。

　　但见过谭开海遗体的家属坚持认为，尸体的头顶、额头、耳边都有很明显的外伤，背部、臀部、腿部的淤青和外伤还有好多处。

　　在医院工作过的谭必发到医院里查询父亲的抢救记录，他发现医院记录父亲的入院时间是“15日22:25”，但没有其他关于病状方面的详细记录。谭必发还怀疑，记录上“有被改动的痕迹”。

　　9月21日上午，祁东县相关部门与死者亲属协商后，邀请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权威专家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死亡原因将在尸检正式结果出来后公布。

　　最后一句话

　　在福建南平，家属对于检察院关于张世抄“心脏病突发死亡”的解释亦表示怀疑和不满。9月24日晚上，连晓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公公有晨跑和散步的习惯，除了早前因为车祸手腕受伤外，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家属从19日中午开始与检察长交涉，要求到殡仪馆查看死者遗体。直到下午四五点，检察长与在场的众多警察才同意让7名家属进去看遗体。同时，检察长提出条件：除了法医，家属只能看，不许拍照。

　　连晓艳说，进去看遗体的家属，手机都被没收了。

　　在失去父亲音讯的80多个小时后，父亲的遗体让张钦伟不忍目睹。“手腕有被手铐铐过的痕迹，皮肉已外翻。从喉部到耳根，有明显的红块。鼻子有擦伤的痕迹。右脚的脚趾已经裂开，有血渗出。脚部腋窝有很多一厘米大的圆形烧焦印记。”他无法想象，在失去音讯的几十个小时里，父亲曾有过怎样的遭遇。

　　9月20日上午，家属被告知，专案组已成立，主要成员来自福建省检察院反贪局、南平市政法委、市纪委等。但家属要求公布专案组具体名单、医院抢救证明、张世抄在检察院问讯过程中的监控录像、法医拍的遗照等，到本报发稿时，一直未得到回应。

　　9月27日，延平区检察院反贪局一位负责接待的叶姓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事情确实是发生在检察院，因为办案人员已被专案组隔离调查，因此，关于事发经过、案件情况等，院方和检察长都不清楚。

　　作为专案组成员之一的南平市政法委副书记林恒茂在电话里以“正在开会”为由，未对时代周报记者的问题进行正面回应。

　　9月26日上午，由福建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市公安局三个部门的法医组成联合鉴定小组，对张世抄的遗体进行了尸表检验及解剖取样，样本已封存送往北京检验。从取样，到出具检验报告，这个过程预计需要20天。

　　家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地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并承诺尽快查清事件原因。

　　连晓艳说：“公公与婆婆的生日都在农历九月中旬，前后只差一天，他们每年都一起过生日。两人结婚这么多年，我都没见他们红过脸。”

　　9月16日，张世抄临走前对妻子说：“你就在儿子这里待着，等结束了我到厦门来过国庆，我们的生日也还要一起过。”这是张世抄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

　　当个小组长不容易

　　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福建南平

　　从2006年起，张世抄就开始担任东坑村横排小组组长，但这个工作对他的子女来说，依然和其他逐渐城市化的年轻人一样陌生。

　　“生产队长（村民小组长）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怎么定位，属于哪个级别，我搞不懂。”张世抄的女婿说。

　　张世抄的二哥，生于1945年的张世金，曾有过数十年担任生产队长的经历。生产队为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管辖下的独立预算单位，每名农民的身份为“社员”。生产队委设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妇女队长等，统一调度社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63年，张世金被社员选为东坑大队横排生产队长。“那时选举没像现在这么隆重，由社员举手表决，超过一半即可通过。”张世金说。

　　生产队长并不是一份轻松的活儿。张世金要比别的社员“出工早，收工晚”，白天一大早就要安排好全队50多户的劳力参加生产劳动，在“文革”期间，除了节日，“天天晚上打着手电筒开会，开到九点多十点，不参加会被扣工分”。

　　张世金还要隔三差五搁下家里无人照顾的老少，到大队或区里开会。开会期间，每餐要自己掏粮票和1毛1的生活费，那时，一个劳力一天也就只能挣几毛钱到1元不等。

　　生产队的回报是，每年30元到50元的补贴，用于晚上开会的手电筒电池和通知开会、参加开会来回奔走磨破的鞋子。

　　一直到1973年，因为“那时生产队长确实很累”，家庭负担重、无暇照顾家里，张世金卸任，加入耕山队，参加砍树、种树、种地瓜。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大队恢复到人民公社制度以前“村”的体制，生产队也逐步过渡到“村民小组”。

　　1984年，张世金再度当选时，已成为“村民小组组长”。从治安、计生、征兵到交通，再加上横排位于市郊，时不时要应对卫生检查，事无巨细，作为最基层的执行者，村民小组组长张世金都得亲自过问。

　　到张世金最终卸任的2006年，这二十多年里，横排小组经历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大潮。除了在响应“专业种菜”政策时，小组集体一百多亩土地被分了出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横排小组的土地还面临来自水电站、火车站、学校、房地产开发商等各方的征地。

　　张世金表示，集体土地的征收都得经过小组里每户村民表态、签字同意，每块地的补偿标准、补偿款都是公开、透明的。

　　2006年，张世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现在都是大学生，自己没念过书，没文化”，主动卸任。

　　经过小组村民每户代表的选举，弟弟张世抄接过了接力棒。张世抄在上世纪末的下岗潮中下岗后，承包了一个小市场，安置下岗工人摆摊卖菜等，有媒体对此曾作报道。

　　经过一轮轮的征地之后，横排小组除去自留地，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剩余。2007年，在面对另一个征地项目时，村民没再同意。经过协商，小组决定将这片未被征用的土地建成一个类似大仓库的项目，供外面的人租用。村民有自主选择权，村民小组将土地折价退钱给不愿参与投资的村民，愿意参投的，每个村民算一股。项目建成后，参加投资的每人一个月预计可以获得300元的收入，细水长流，使得没有社保的村民能有一个最低的保障。

　　原生产队于1958年建成的大食堂现在也已出租，所得资金全部派发给小组里的老人。现在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可以拿到100元，相当于村民小组为这些老人提供的一点福利。

　　张世金说，按规定，村民小组负责人可从集体收入里提取0.5%的费用作为管理经费，但张世抄连这些管理费都没提取，都还给了村民。

　　张世抄在任期间，工作突出，在2009年的村民小组组长选举里，因为近乎满票而获得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