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革命里的商人

　　衣鹏

　　辛亥革命已近百年。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保皇党、立宪改良派、革命党人……的历史征途。

　　血雨腥风中，清末状元张謇等一批近代实业家在风云变幻中刻下痕迹。彼时欧美前行的工业化着急把中国纳入“大市场”，羸弱的清廷自保都难，一次次割让地权路权以图存。

　　文人出身的第一批中国实业家们，开始大胆维系自身商业利益，更开始保路维权、救亡图存，他们为革命募款，也积极参与谘议局，审议讨论各项国家地方大事，力主政府维新。政治立场和商业利益乃至自身存亡从此裹挟不分。

　　而1911年10月10日载入史册的武昌起义，由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关键性一枪，也直接宣告了清廷封建统治的最终灭亡。

　　此一役，张謇等近代士绅们和革命家们一样有功。而风云变幻，当他们搭上身家性命为“赌注”的政治派别倒台，随着袁世凯等人的倒掉，最早一批实业家们也退出历史舞台。

　　回望百年，历史功过论定，我们清晰记得，士绅曾经努力过。

　　士绅崛起

　　在20世纪初期，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推进，对国外的学习已经深入到实业界，甚至城市建筑。

　　当时一年不到的时间，在南京名叫丁家桥的空地上，考察日本议会回国的设计师，就修筑起一座钟楼合一的双层建筑，三角形木屋架，圆拱形窗户，引人注目。1910年落成后，游历过海外的清朝人说，其线条类似卢浮宫。

　　1911，革命里的商人

　　建筑中部的一间会议大厅，成了清末状元张謇的新去处。

　　祖籍江苏常熟的他削了长辫，穿上西装，在当时的历史浪潮中率先搏击而进。被誉为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的他成为了我国近代纺织业的先驱。

　　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并以家乡为基地，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纺织业发展成绩斐然。

　　在洋务运动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口号下，张謇等一干实业家成为朝廷座上宾。

　　1909 年10 月，江苏谘议局成立，56岁的张謇以196 票当选为议长。这位处事谨慎的南通商人，开始在地方立法、实业与教育、财政、维护主权、纠劾官吏等诸多方面，展露自己的担当。

　　自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开始，中国商人的后裔，一度禁止进入官场。清朝的限制是，四品以上官员和王公贵族禁止经商，而洋务运动后多年的地方官办工业化后，官商“纠缠”得更加紧密，无论皇帝对圈地营私的惩罚多么严苛，贵族资本都从未缺席。

　　张謇这样的实业家，在当时随着地方自治的潮流融入到清朝立宪改良一派，以巩固自身产业。掌管全国铁路总公司，官商一体的盛宣怀在呈慈禧太后的一个奏折中说，中国商人并不比别国差，只是没能聚拢起来。

　　后来主理朝事的摄政王载沣也软化了主仆观念。因义和团事件前往欧洲各国道歉的路途中，他大量接触重商主义思想，并在1901年回国途径香港时，拜访了当地商人团体。通过一个机构团结商人的想法，开始在他脑中盘旋。

　　在他推动下，袁世凯、伍廷芳等人1903 年组织成立“商部”，制定一系列奖励工商实业的政策。对投资设公司的商人，以投资额多少给以不同的官衔、爵位。袁世凯因此与商界相交，一部分士绅卷入其中。

　　同时，科举入仕的道路已经废除，不少士绅的功名思想淡化，他们的追求从官场转移到实业界。几年间，意识形态的权力场域悄然转移。

　　彼时一个被现代研究者称为“士商”的阶层已然形成。这个阶层中的佼佼者往往出身洋务派幕僚，在实业之外，热衷于兴办新学堂以保持话语权。他们上通官府，下达工商。而纯粹的商人股东，则往往在官办合营企业中，说话没有分量。

　　在当时，张謇以受到帝师提携的状元身份，先后创办了30 多家各类企业；江苏、安徽几个县的状元都转为开办了纺织工厂。在上海、浙江与张謇地位思想相仿的李书平、汤寿潜，这些过去亦是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幕僚，在官办企业合资掌权。

　　差不多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是，当权者将国家税收反馈到工厂之中，以增强中央控制，而中国朝廷仅有的资金，却倾向于由皇帝自己的臣子代为经营。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的看法是，接下来许多官员发现，把自己变为企业家，似乎更为容易(控制局面)。

　　商界巨贾们的“参政”情况也有推进。那时候张謇主持的江苏谘议局第一届常会，共收到议案184 件，其中议员提议案就有98 件。尽管各地会议矛盾不断，时有行政强权干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当时在参观了两省“议会”后仍写道，会议秩序井然，议员争论出以公心，无负指陈利弊、筹计治安之责任。

　　路权运动

　　在当时，商部和谘议局希望通过授以爵位和政治通路笼络商贾。1898年康有为在《条陈商务折》中说，外国商业的秘密，在于“官商相通，上下一体，故能制造精而销流易”。因为参与到各地改良，历史里的张謇们，一度被视作是立宪改良的拥护者。

　　事实上，掌握经济地位的实业家们，也在政治地位上更加有所作为。借助政府颁布的城乡自治章程，士商阶层的势力广泛渗入到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营业、财政等众多领域。

　　几乎同时，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进一步引起不满，其实质是加强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

　　当时清廷推动下的近代工业也难有起色。《中华民国史》数据显示，至1911年，中国修建铁路9600多公里，外资经营、控制下的铁路达8800公里，占91.5%。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的重要厂矿约136家，投资额为此前50年各国在华工矿业投资的13倍。

　　而这和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互换条约分不开。鸦片战争后的对外条约中，中央政权割舍地方赖以生存的铁路、矿产权利。在此情况下，受到物流钳制的国内商业资本谋求稳定收益，加之当时大众普遍的救亡图存呼声，使得收回路权矿权运动，一时高涨。与孙中山借助国外募款发动的暴力革命比，这些联合地方官员利益的政治诉求，更易于获得批准。

　　彼时清廷已没有一个强力的税收系统，以维持中央和地方自治的平衡。1908年清政府的税收仅占国家净产值的2.4%。许多回收的路权，因为中央财政困难，需要海外贷款，又再度恢复并不被看好的“国有化”。

　　为维护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由此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

　　在多数商人入股的报刊中，铁路收归国有，被批评是卖国的行径。1906年11月9日，江苏铁路协会在上海张园召开大会，一位兴办大学的士商大声说：“国民对于此问题非争路也，争人权也。”

　　在路权方面，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的商人集股成立铁路公司，参与到粤汉铁路的“废约争路”运动，相继将三省路权收回。在汤寿潜的组织下，江浙两省商人收回苏杭甬路建设权，坚决废除英国与中央政府的合同。而四川保路运动，直接成为武昌事变的导火索。

　　面对已经羸弱的清廷，商人们的自主联合加强。李平书、沈鳗云等担纲的上海商业总会，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堡垒，曾以集体名义为南京军政府垫款180万两。

　　改良派知名刊物《东方杂志》记载，自1907年，各地成立的商务总会、分会达46所，此外还有一些专业商会。这不仅是商人会所，而往往以团体名义，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组织内亦奉行西式选举。

　　商会开始扛出民族主义大旗。1905年， 上海商务总会以“伸国权而保商利”为口号， 发动各地的商会、商人开展大规模抵制美国商品的运动，因为涉及千万海外华工遭遇，民众激烈响应。

　　而清廷疲于应对。其上层的改革力度陷入犹豫，醇亲王载沣一面发布上谕，改九年召开国会为三年召开；一面以武力强行驱散、发配请愿代表，当时酝酿之中的第四次请愿扼杀在摇篮中。

　　在清廷风雨飘摇之际，各地商务总会内部，潜藏着一股革命图存的力量。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主力，1910年3月各地商会发表了联合请愿书，未获得答复。上海商业总会的沈鳗云等人极为失望，在革命党人影响下，沈毅然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

　　风云变幻

　　当时，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实业家的支持进一步推进。沈鳗云以信成银行行长名义出具一万两银子的保单，并与胞弟所在洋行德籍总经理密约，代同盟会购买价值一万银两的武器。光复上海和支援各地起义时，革命党陆续从洋行的仓库将这些武器取出使用。

　　沈还受孙中山先生委托亲往南洋群岛，宣传革命主张劝募捐款。公开资料显示，在1894到1911年的华侨资助的款额，占革命派全部经费来源的75%左右，其他来源如革命党人会费、外国友人捐款、港澳台同胞捐款，占15%左右。

　　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这也使得清朝走向灭亡，迈出关键一步。

　　起义后中原十二省纷纷宣布独立。12月，十七省的代表齐聚上海，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孙文组织内阁，成立南京临时政府。

　　而此时帝国主义却公开支持袁世凯，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立宪派首领张謇等也力推其上台。面对各方压力，孙中山被迫向袁世凯作出妥协，同意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袁宣誓就职。

　　武昌事变7周内，15 个省以士商力量为主的谘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从1912 年1 月至1913 年6 月， 全国各省区新成立民间实业团体又多达上百家。

　　张謇自1911年12月一个多月间，为中华民国开国共筹军政费用50万到70万元，他还直接参加了有关行动，南通地区的光复，即由张参与操控。江苏省临时议会会议上，张謇亦当选为省临时议会议长。

　　杭州新军起义成功后，实业家汤寿潜被陈其美和上海商人推举为浙江都督的人选。

　　在立宪改良时曾经营医院、水厂、大学的李平书，一度全面管理了上海的地方行政事务。

　　而孙中山所设想的最终社会模式，实质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他起草的国民党一次宣言中即提出“节制资本”，要求在银行、铁道、航路等领域，由国家经营管理。

　　当时，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党人，面临一个极为紧张的财政局面，革命筹款因之不断追加；当时清政府实际对外借款数字，达到6.6亿库平银两；民间资本也尤为紧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革命党征税比清政府还厉害，所以给民众和商人的印象不好。

　　1911年到1912年的一位湖北地区商会会长，曾在革命中筹办饷糈，并慷慨捐输，而至光复平定后“身负巨亏，束手无策”。其税铺“因公负累”甚巨，以致沦落到了求售各处房产以向新政府偿还巨额债务的境地。

　　也因此，在1913年7月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之时，全国商会一边倒地转变立场。在上海总商会，就支持革命党讨伐袁世凯的议案，二十余人中只有沈鳗云等四人举手赞成。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认为，这是商人阶层对和平休养、恢复产业的幻想所致。

　　袁世凯之后，随着地方军阀的兴起，资本与军队直接结合，使得革命混战硝烟再起。

　　在1916年袁倒台后，张謇的产业亦在20世纪20年代濒临破产，几家金融寡头收并了他的工厂，标志着时代的换幕。

　　过去张常去的丁家桥边的法式建筑，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20多年的光景里，蒋介石和他亲近的政商巨头，继续在那里切听经济脉搏。

　　(特别鸣谢陈锦江、李海峰、朱英、王兰波等人学术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