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直谏中国改革

　　在民生问题逐渐显现并愈加严重的趋势下，市场化改革遭到非议。迟福林的观点是：使多数人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才能形成好的市场经济

　　□ 财新《新世纪》记者 岳振 | 文

　　迟福林经常马不停蹄地奔波于海口与北京之间。今年10月，正值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建院20周年，身为院长，他会更忙。

　　迟福林是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改革智囊人物，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频率颇高。他曾率先提出多项改革政策主张，如政府转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十二五”改革、第二次改革、民富优先、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等，或直接为中央决策所采纳，或在舆论和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他有过20年的军龄。与众多衣着随意的学者不同，他大都以正装出现在公开场合；即使在宾馆房间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一丝不苟的衬衫加西裤。

　　倾注民生

　　迟福林说，改革是件大善事，这个“善”，就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近30年来，他的研究始终关注社会民生问题。比如在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问题上，很是下了一番工夫。

　　早在2003年7月，迟福林在海南调研，目睹了这样一幕：一户居住在小草房里的贫困人家，60岁的男主人身有残疾，女主人常年卧床不起，儿子有些痴呆，一家人生活艰难。村里为这个家庭申请低保，三个月后，只得到5元钱的救济款。

　　一年后，在参加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一次专家座谈会时，迟福林讲述了这个场景，并郑重提出建议：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其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意义而言，可同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

　　2005年迟福林去中国西部调研，当地的情况使他“非常震撼”：一人生重病，就会导致四到五个相关家庭的贫困，“因病致贫”的现象十分普遍。“2006年我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座谈会，讨论‘十一五’规划，其中有一条是‘十二五’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我建议，‘十一五’末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那个时候不仅需要在发达地区实行最低救济制度，更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最低救济制度。”迟福林说。

　　在那几个月后，中央决定从200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这比“十一五”规划整整提前了五年。

　　迟福林提出的“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也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他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不可能绕过“农民工”这个坎。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十二五”期间初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重在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这样才能为未来十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重要的基础。

　　迟福林对农民及农村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5年，他提出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1997年至1998年，他主持了“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的研究，最后提交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政策建议报告，后被用作中央主要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的参阅件。

　　在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直接采用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提法。

　　建言“第二次改革”

　　从国家领导人主持的座谈会到议政机构召开的千人大会，从学术团体组织的研讨会到与媒体交流的记者会，迟福林挂在嘴边的关键词几乎都与“改革”“转型”有关。有人送他一个称呼叫“迟改革”。

　　8月下旬，在北京西三环的一家宾馆里，迟福林送给财新《新世纪》记者两本新书：《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和《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现在的确是到了应该进行第二次改革的时候了。”

　　经济学家张卓元在评价《第二次改革》时说：“发展阶段变化”是迟福林和他的研究团队的首创性贡献，提出“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的阶段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迟福林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尽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与以往以解决温饱为重点的生存型阶段不同，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就是说，30年的改革发展在总体上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温饱)问题后，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正因有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矛盾的突出变化，才有“第二次改革”和“第二次转型”，这也正是这两本书立论的基础和前提。在迟福林看来，未来10年到20年的中国发展前景，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突破程度。

　　2009年，他在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研究”咨询课题的研究报告中，率先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在“十二五”加快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迟福林并不回避当下改革所面临的敏感问题，比如利益集团影响、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等。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难以推进，使当前的改革面临困境。

　　前不久他在一个高层座谈会上陈言：第一，这些年的高增长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由此弱化了改革力度，使某些改革实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第二，对形成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体制问题研究解决得不够，一些重大改革存在着久拖不决或决而不做的问题；第三，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改革难度明显加大，改革缺乏共识，动力不足。

　　力主“民富优先”

　　近两年还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迟福林与他的“民富优先”的意见与观点。这一建议的社会背景，是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矛盾以及不断下降的居民消费率。“‘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大思路。我提出的思路是‘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提高居民收入，拉动居民消费。政府转型应该成为民富优先战略的关键和重点。”

　　“政府转型”这个概念是迟福林先提出来的。SARS危机期间的2003年7月12日，他在北京主持了一次政府转型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型政府”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改革思路。2005年出版的《门槛》一书中，他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他多次参加的国务院专家座谈会上，都建议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

　　迟福林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过去我们通过‘国富优先’，解决了中国的贫穷以及私人产品短缺的突出问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提高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拉动国内的消费需求。”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的历史性转变。这就需要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改变经济结构，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这是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选择。

　　在财新《新世纪》记者最近与迟福林的交流中，能明显感觉到他对政府转型的急迫期待。

　　在他看来，当前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了，比如收入分配问题，既涉及到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又涉及到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社会的诸多突出矛盾。因此，“现在的改革，越来越集中到政府的转型上，对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的改革要求越来越迫切。如果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多大突破，整体改革就很难取胜。”

　　在民生问题逐渐显现并愈加严重的趋势下，市场化改革遭到非议。迟福林的观点是：使多数人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才能形成好的市场经济。

　　民办智库学者

　　迟福林对改革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是中央党校研究生部改革研讨小组的召集人。他与同事们率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建议，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1988年初他去了海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改革开放的实践。

　　1991年，迟福林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国有企业需要向国有资本过渡的改革思路，同时开始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从“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辅”逐步过渡到“以个人账户为主”的中国社会保障模式。1992年，他便提出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主张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

　　1993年到1995年，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但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迟福林主持经济快速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课题，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五十条建议”，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

　　1996年，迟福林主持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课题，提交“以解决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之后的两年里，他主持研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课题，其研究报告被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调用50套，作为参考资料。

　　“立足海南，策划天涯”，也是迟福林的努力追求和实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倡导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到中后期提出走“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的新路子，再到2000年首倡海南国际旅游岛，每步都体现了他的追求。

　　用学者周瑞金的话讲，20世纪90年代正是“改革的牧歌年代”。很多学者从体制内脱离出来，开始尝试一些或独特、或另类的改革理论研究模式。1991年中改院成立，迟福林是主要创办者之一，中改院发展模式被称为我国政策研究领域的“中改院现象”。探索适合国情的民办软科学发展的新路子，坚持改革办法办院，“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的特色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作为官方背景的民办机构，没有任何部门和机构要求我们必须做某项研究，我们是自觉主动地‘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任’。”迄今20年来，中改院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改革政策和立法建议报告140余份。迟福林及其研究团队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多个奖项。

　　不参与理论派别的争执，潜心研究认为应该解决的问题，是迟福林作为一个民办智库学者的鲜明特点。据说有人跟他开过玩笑：“你也不当官，成天奏折子。”谏言中国改革，迟福林乐此不疲。

　　迟福林简历

　　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在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任宣传干事，在国防大学任宣传干事、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

　　1986年-1987年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

　　1988年-1993年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

　　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院长。兼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人民政府咨询顾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