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旅游的山村“对话”

　　编者按：国庆黄金周期间，记者分别对山西省阳城县皇城村、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的爨底下村进行了调研。这两个村子均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旅游名村，乡村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都面临着如何进一步转型发展的问题，希望通过我们的所见、所闻及所思，给更多准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子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10月1日一大早，伴随着自驾游车流，记者驱车90多公里，来到了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的爨底下村。

　　这是个依山而建、只有100多个村民的小山村。登高俯视，整个村落错落有致，呈“金元宝”状布局，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时的建筑风格。院落大多就地取材，由大大小小的石头砌成，虽有不少破损，却自然地与周边融为了一体。

　　行走在爨底下，犹如穿越了时空。砖雕、石雕、木雕散落在各处，巷子完全由青石、紫石铺成，墙角处盛开的不知名野花……“宁静，古朴，原汁原味！”一位游客的感慨，道出了这个北京首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魅力所在。

　　3天后，记者在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村，却又体味到了另一种山村“魅力”——

　　皇城村是国家5A级景区皇城相府所在地，这个由16个院落、640间房构成的建筑群，枕山邻水，随形生变，层楼叠院，古朴庄严。作为明代建筑中的珍品，皇城相府不仅是一幅“自然山水画”，更是一座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东方古城堡，“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之誉果然名不虚传。

　　感受古建之美，震撼内心的却是那些尘封的历史。皇城相府的主人是清代文渊阁大学士、一代名相陈廷敬。作为《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帝师，陈廷敬辅佐康熙半个世纪之久，关于一个王朝的无数大事件或小故事，都与这座城堡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

　　从皇城到爨底下，饱览之余，留下更多的是思考和启发。这两个古村虽相距千里、拥有不同的厚重历史，但它们都主动抓住旅游业的发展机遇，努力探索一条以旅游带动村民致富、乡村发展的新路子，它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古朴的精彩，它们的实践让乡村变得愈加美丽生动。

　　关于“转型”：

　　从“地下”转“地上” 变挖资源为“挖”文化

　　说起资源，爨底下村的老辈们总会指着眼前的大山坳子感叹上两句：“哪有啥资源，除了这山，不还是这山么！”

　　这话倒是不假。与周边的村子比起来，爨底下村可称得上“一穷二白”。门头沟盛产煤，惟独爨底下村连一铲子煤也没有。

　　“那些年因为村里穷，村民都争着往外跑，百十来人的村子最少的时候只剩下十来人，村子整个儿唱的是‘空城计’。”在爨底下担任过20多年村支书的韩孟林回忆道。

　　看着邻村里人南来北往跑得欢，韩孟林自己也跑到镇子里开了家汽修店，靠给运煤车修车谋生。因为人都往外跑，镇里一度还想把爨底下村整个搬出大山，终因村里的老人不愿离开故土，才没能搬成。

　　与爨底下村不同，皇城村有着丰富的地下资源。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皇城村通过煤矿开发，形成了集工、农、林、运、商于一体的实业总公司，率先跨入了小康村行列。早在1998年，皇城村的总产值就达28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3200元。

　　随着矿井的快速掘进和矿区面积的日渐缩小，先富起来的皇城人清醒地认识到：地下资源总会有枯竭的一天，要让福泽绵延子孙，必须走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多方考证后，皇城人把目光瞄向了当地得天独厚的地上资源——皇城相府，充分利用现有的资金积累，对全村实施了整体搬迁，大手笔地进行古迹保护和旅游开发。

　　“经过13年的精心打造，皇城相府文化生态旅游区完成了从民居向景点、再向品牌景区的三级跳！”皇城村党总支书记张家胜对此深有感慨：从“地下”转“地上”，变挖煤炭为“挖”文化，这一“转”，转出了一个新皇城。

　　不甘落后的爨底下村也在“转”——

　　“虽然村集体没什么积累，但我们打的是一张更为实际的民俗牌。”韩孟林说。

　　9年前，韩孟林回到了村里，翻修了祖传下来的四合院，干起了民俗特色的农家乐。正是从印菜单、引自来水管入户、改暖气入手，爨底下村陆续出现了一批以旅游接待为主业的民俗户，古村旅游开始起步。

　　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细作，曾经“守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爨底下村，如今成了京西旅游的新名片，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或观光休闲、寻古探幽，或激发灵感、创作写生，《投名状》、《手机》等多部影视作品都把这里定为了外景地，给宁静的古山村增添了许多时尚元素。

　　关于“留人”：

　　有产业才能吸引人

　　有发展才能留住人

　　因为旅游业的发展，曾经唱“空城计”的爨底下村，“喊”回了不少村民。

　　记者在爨底下村了解到，村里有户籍的村民约30户100人左右，但现在村里却有54户旅游接待户，村民近150人。原来，不仅有户籍的村民从城里回到村里干起了旅游，就连那些已经迁出户籍的村民，也慢慢地回流到了村里。

　　“把自家的老屋拾掇拾掇干起了旅游接待，一年下来好歹也弄个三五万元！”爨底下村支部委员周黎明说，目前村里除了考学出去在外就业的，其余村民九成以上都在村里从事着与旅游相关的产业。

　　“你看这‘爨’字，是兴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把火烧。”在爨底下村，几乎每个村民都会给你介绍这个“爨”的由来，而爨底下村发展旅游的实践，也验证了那句老话：“众人拾柴火焰高”。

　　而在皇城村，不仅没有村民愿意往外跑，还有很多人铆足劲儿想往这里“挤”。张家胜告诉记者，皇城村户籍在册的有279户771人，而村办企业皇城相府集团的员工就超过6000人，保守地估计，长期在皇城村里工作生活的多达万余人。

　　在晋城市阳城县国土局工作了30多年的郭培元老伯，是土生土长的皇城人。2003年一办理退休手续，就同老伴一起搬回了皇城村。

　　“回来吧也不想闲着，就到村里老龄委继续发挥发挥余热，业余时间也开家庭旅馆，有13个床位，回头客还真不少呐！”在郭老伯家，女主人热情地招呼着住宿的客人，因为正值黄金周，他家的床位早已被订满，

　　“洛阳的这家人一周前就预订了床位。‘五一’时他们家就来过，就愿意住我这儿！”老郭笑眯眯地说，语气中带有几分自豪。

　　与郭老伯不一样，更多的人到皇城村来，看中的是这里谋发展干事业的机会。接洽记者采访的张红兵就是这样一位外村人。作为皇城相府旅游产业营销管理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皇城相府旅游区的不断发展，让张红兵感到收获颇丰：“这里可以说代表了行业最高水平，在这里工作，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成就感！”

　　在农村采访，我们常常听到“农村吸引不了人，更留不住人”的抱怨，但为什么留不住人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产业难以进村，农民要想实现增收，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

　　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根本目的是要让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外出务工虽然可以让农民收入增加，但却未必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幸福。无论是爨底下村还是皇城村，它们的实践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农村发展一定要找到适合自身的产业，有产业才能吸引人，有发展才能真正留住人。

　　关于“发展”：

　　要“精耕细作”

　　也要“多元发展”

　　“农民办旅游”，让濒临搬迁的爨底下村变成了京西著名的旅游景点。但这只是爨底下村的一个新起点，在未来发展中，它还将面临一系列不可回避的新问题。

　　在爨底下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客栈，女主人向记者抱怨：淡季的时候游客少，为了争客源，大家就搞恶性竞争；一到了旺季客人多了，一些人家又开始漫天要价，长期下去，爨底下好不容易竖起来的牌子不就毁了吗？！

　　事实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比服务质量更值得思考的，还是当地对民俗文化的挖掘上缺乏应有的深度。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过去单纯的观光，到现在的休闲度假，爨底下确实迈出了一大步，而文化资源开发这一步迈向哪里，将直接决定着爨底下村旅游发展的品质。

　　好在当地政府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09年整合了爨底下及周边5个村的旅游资源，打破行政界限，实行乡村联建，通过集体推进、差异发展的模式，创建了爨柏旅游风景区。这么做好处很明显，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延长了产业链，还可以缓解爨底下村的接待压力，以名村强村反哺贫村弱村，形成独具特色、富有竞争力的山区沟峪旅游带。

　　皇城村选择的则是另一条路径，那就是从单级转向多级发展，为乡村旅游注入发展的新引擎。

　　“煤炭产业能做大做强，但难以做长久；旅游产业能做长久，但做到一定阶段后，同样就会面临发展的瓶颈。我们的考虑是，依托皇城相府的品牌效应，走多元化发展之路。”皇城村党总支书记张家胜告诉记者，皇城村通过实施“五个起来”工程，不仅让旅游产业跨上了新台阶，而且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五个起来”是什么？张家胜如数家珍：一是挖掘历史文化，让百年古堡新起来；二是开发精特产品，让旅游项目多起来；三是完善配套能力，让接待能力强起来；四是丰富旅游内涵，让中外游客乐起来；五是强化宣传推介，让相府品牌响起来。

　　依托这一思路，皇城村不仅变大了，也变得更立体了——除了之前的文化景区皇城相府外，皇城村又先后开发了山水观光产品九女仙湖、乡村体验产品农业生态园、休闲度假产品相府庄园等一系列旅游新品，修建了国内第一家字典博物馆，编排了优秀大型情景剧“迎圣驾”等，甚至把文化传媒公司开到了北京、香港等地，旨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皇城品牌……

　　不仅如此，皇城人还兴建了生物制药、锂离子节能电池、蜂蜜酿酒等高科技企业，它们与旅游业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皇城村可持续发展的双轮驱动。

　　发展水平不同，选择路径不同，但发展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强村富民。对于爨底下村和皇城村来说，实现强村富民，或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如何让它们在发展路途上“风景”变得更精彩，才是我们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应加以深入关注的。

　　上图 皇城相府拥有16个院落、640间房屋，堪称明代建筑中的珍品。目前，皇城相府已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

　　中图 皇城相府景区内的民俗表演八音会。

　　下图 爨底下村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是北京市首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本报记者 顾 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