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国故事的一座富矿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有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重温斯言，还可为之下一转语：当代史是最扑朔迷离、机关百出、难以窥见实情的—那么，又如何洞晓百年之前辛亥中国全貌？

　　这个资讯的时代，种种晚清民初的细节、逸闻，被研究者不厌其烦地淘出来，在在证明了历史事实的无限丰饶及历史理论的相对贫乏。譬如，1911年，也许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更接近于汉族士绅们的众望所归；另外，这场革命在草根民众与军队底层中的动员力量，也许受赐于兴汉排满的热情，比共和立宪的理论重要得多；再有，不当忽略的是，1911年的变局，从法理上看，清廷是逊位而非被武力推翻—不少史家们每讲述到这里，总要顺带剖析袁世凯的机心，似乎此际历史的关节，全是老官僚的计谋。然而，就大关节、大眉目看，辛亥革命其实是社会与民族的大和解。然而，直至今天，我们到底还是在用“革命”两个字来命名1911年的大事件，这自然也关乎后来潮流风气的转移与选择。革命才是20世纪历史叙事中的强势话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当代史一样，难以超出其外求其确解。长期以来，历史教材却仅为人展现一个上帝诉说式全知全能的视角，对历史的一切私人解读，可能被视为对现实的背叛或不合作。然而，在多数公民可以自由国际穿行和使用搜索引擎的当代，我们宁愿将历史视为开掘不尽的富矿，应当有无数相反相成的观点，像火星遇硫磺一样喷射出来。读史应当使人明智，至少使人宽容，而不是使人瞌睡，或源源制造出现实的辩护士。

　　所以，我们宁愿承认，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辛亥革命—如同不了解当代的诸多新闻真相一样。不过还是有些侧面的思考，也许值得一提：

　　第一，辛亥中的革命者们借民族主义的号召，终止了清政权，但并未完成光复固有文化的使命。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以至武昌起义等一系列暴力革命，之所以受到民众士子的同情及支持，以其深符明末清初以来不绝如缕的民族自立诉求的伏流。武昌起义后，鄂军政府以黄帝纪元（中华开国4609年），檄文开宗明义：“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以一朝居也。”在文化上主张规模古义的南社，一度是民初革命党人最重要的文宣队，民初政治精英“文武经纶，俱出其中”（柳亚子语）。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行政与教育大开西化与平民教育之门，很快演出了诡谲一幕：民族主义者协助革命党人成功倒满，而儒家文化壁垒却因之崩溃得更快：才几年，包括变革文体、废除汉字在内的声音，便甚嚣尘上。对于期待“复我皇汉，还我自由，家国两尊荣”的民族本位主义者来看，无疑是个大失落。

　　第二，宪政本是共和一大鹄的，可是碧血黄花换来的共和，宪政推进仍是步履艰难、进一退三。其实，早在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三（1911年11月3日），摄政王载沣就率诸王大臣，在太庙宣誓确定立宪政体，颂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尚早五个月。可见宪政在百年前，就已是包括满洲权贵在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共识。但告别帝制后，共和政体如何推动宪政，不使之为暴民和大力者所挟，多数人并无认识。十年“文革”间，一些国家领导人欲求为一庶人自保而不可得，坐实了宪政之痛。末代帝制不及立宪，中华民国亦无法“速成”宪政—须知欲达宪政之任重道远。

　　第三，后帝制时代的政治伦理，仍远未符于文明社会的通则。辛亥革命“成果”据说是得而复失的，原因或谓“中国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很不成熟”。而1911年之后的中国，确实驰入了强力政治的轨道，任何试图阻拦或永久驾御这列火车的风流人物，都一个个被甩了下来。此际，执政党的伦理、自律与他律便更为关键—它能否不悖宪法，并符合社会演进与自治的潮流，就如帝制时代天子的精神与身体，关乎国家气运。在辛亥革命的时代，对于当权者或执政党最致命的诱惑大抵是：将金钱、武力、舆论的组合，看做天下无敌。辛亥故事最惊心动魄的后记，果然就是袁世凯从华盛顿沦为王莽，这便是因为他低估了人心与道义的力量，以致反叛发生在肘腋之间。

　　无论如何，1911年是值得中国人一再记忆与讲述的一年。这一年的故事要素包含了枪杆子、政权、一个受压迫的古老民族沉默了两百多年后的报复、一个由强悍而孱弱的皇族的失落、一个文明古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种种不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的，辛亥年的故事仍未结束，我们至今分享着当年各个阵营中政治遗产的变体，无论进取，无论保守；亦有枪声，亦有和平；不仅光荣，不仅失落。

　　本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