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应该产业化

　　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专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施昌奎

　　 近年来，伴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如何增强慈善行为的有效监督，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对于一个慈善机构来说，公信力就是它的生命力，而公信力是建立在信息公开、各方监督机制完善的基础上的。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施昌奎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慈善机构要有公信力，慈善事业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一个全民参与的、涵盖所有慈善组织的立体监督体系。

　　《慈善法》先出台再完善

　　 《华夏时报》：近年来，我国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非常快，但其中很少有能成长为较具规模的公益组织，问题出在哪里？

　　 施昌奎：社会组织有一个发育过程，而这是跟整个制度的创新有关系。虽然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社会组织创新还是相对滞后的。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到位；另一方面则在于慈善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结果导致很多慈善组织普遍散、弱、小，很难做大。我相信，随着政府对慈善的重视和在体制上的创新，以及法律的逐渐完善，未来带有公募性质的慈善NGO组织肯定会越做越大的。

　　 《华夏时报》：但是，6年前就已经起草的《慈善法》至今还没有出台。

　　 施昌奎：《慈善法》“难产”是有客观原因的，主要是各方面阻力太大，忧虑太多，但任何法律都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我建议《慈善法》还是先出台，然后在发展中去完善。当然，这需要国家的相关立法程序要有所创新。

　　慈善组织应该产业化

　　 《华夏时报》：公益人才的缺乏也是当前很多慈善组织难以发展壮大的“瓶颈”之一，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施昌奎：这主要在于中国慈善文化不完善，或者说是中国民众对慈善事业要求太苛刻，他们往往会按照社会道德的标准来评价。但在我看来，慈善不过和其他行业一样，也是个产业，只不过是公益性的产业而已，因此，慈善也是需要人才、需要制度、需要创新的，所以慈善组织的运作和管理都应该是市场化的运作。

　　 慈善组织“弱”就弱在运作能力，缺乏懂得市场化运作的职业经理人。如果NGO组织按照企业化的运作方式，把业绩做大了，慈善事业不也就做大了吗？像西方发达国家职业经理人一样，把慈善事业做大了，这说明你贡献大了，这是应该得到全社会赞扬的呀。

　　 《华夏时报》：我们现在还缺乏这样的社会氛围。

　　 施昌奎：是的。在现在的体制环境下，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在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某企业家进入到慈善组织里，如果拿很高的月薪、年薪的话，别人就会质疑，做慈善怎么还能拿这么多钱呢？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对慈善的认识还停留在“做好事”阶段，还没完全认识到做慈善也是在“做事业”。

　　 如果体制完善的话，慈善组织进行房地产、股票以及有价证券的投资都是可以的，也就会吸引各方面的人才。但现在的法律无论是对公募还是私募的限制都非常多，定位不清楚，做的话可能就犯规，不做的话就难以发展。

　　需要全方位的监督机制

　　 《华夏时报》：近几个月来，“郭美美事件”等慈善乱象频发，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受质疑，其根源何在？

　　 施昌奎：应该说都与体制和法律的滞后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慈善事业需要建立健全一个全民参与的、涵盖所有慈善组织的全方位社会监督机制。首先是政府监督，这方面政府还做得很不够；其次是司法监督，比如说像美国一个州的检察长，他负有整个州的公益资产的事后监督，出事没出事，都要及时汇报，但我们还停留在事后监督，出了事才会处理。

　　 第三就是社会舆论监督。这个力度也很弱，关键就在于政府监督不到位，信息不透明，导致媒体好像只关注负面的事件似的。

　　 第四就是民间监督机制。目前对NGO组织的评估都是政府在做，在发达国家，评估机构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竞争出来的，其评估结果自然会有威信，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同。公众也就愿意把钱给他认定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我因为信任这个评估机构，所以我信任某个慈善机构组织。

　　 因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民间评估机制，一些慈善机构才会有公信力，才不会出现像现在很多点对点，一对一的捐赠方式，成本多高呀，又谈何发展壮大？

　　 第五，还要建立起公民个人监督机制。我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监督慈善组织及其行为的责任和义务，但目前来看，我国的普通公民个人监督热情不高，公民的社会公益监督意识比较淡薄，几乎没有人愿意亲身去监督慈善组织及其行为，其结果不免会造成慈善组织的尾大不掉。

　　 《华夏时报》：慈善组织自身的自律也很重要。

　　 施昌奎：对，完善慈善组织的自律机制也是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制的内容之一。通过成立慈善协会、联合会等组织，就可以形成一个行业自律公约，即大家必须遵守的一个底线。慈善机构能够纠正自身的毛病，有大问题的还可能会被“清理门户”，这样公众才会对慈善机构更加放心。北京成立了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走在全国前列，其他地方大多都是政府在管，这怎么行呢？

　　 当然，还要加强社会对慈善公益行业联合会本身建立自律机制的督促。自律机制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的压力，如果缺乏外在的压力，自律机制也是建立不起来的。

　　“回归民间”还要很长时间

　　 《华夏时报》：近来，“让慈善回归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您怎么看？

　　 施昌奎：从本质上来说，慈善事业不应该由政府来做，它是属于民间的，应该回归民间。回归民间以后，私募资金就涉及不到老百姓的利益了，也就是说，风险都由私人而不是由公众来承担了，老百姓还会再关注这些事情吗？一个老板在做慈善时出了问题，你还会关心他吗？那都是他自己的钱，他想怎么“黑”都行，只要是他在做（慈善事业）。

　　 如果是公募基金就不行了，因为你的钱是大家的，如果你编个故事，骗大伙的钱来做私人的事儿，那公众还饶得了你？当然，回归民间之后也会存在一个公信力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民间NGO都是规范的，有的也存在社会道德风险问题。因此也是需要监督的。

　　 《华夏时报》：但目前看来，“让慈善回归民间”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施昌奎：不错。在经济和社会都处于转轨期的背景下，主要的社会资源还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如何将这些资源向慈善事业倾斜，现在还需要靠公募基金来做。这样一个过渡期，我觉得不会太短，会存在很长时间。

　　 《华夏时报》：您认为，如何才能促使慈善组织进行信息公开，并保证其统计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呢？

　　 施昌奎：既见来时踪，又见去时影，其实只要把每一分钱的去向都在网上公布的话，一切就都OK了。但现在慈善组织既缺乏法律约束，本身又缺乏自律。其实这里也是有它的难言之隐的。究其根源，还在于我们的体制创新不够，法律不完善。

　　 《华夏时报》：现在慈善组织透明度也有提高的要求。

　　 施昌奎：这是社会的一个博弈过程。在我看来，本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在公众和媒体的不断考问下会越来越有影响，这对《慈善法》的出台是一个促进，对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积极的推进作用。更重要的是，这对政府也是个考验，促使政府要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相关法律，否则，没准还会出别的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