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富者愈富？

　　利伯曼（Robert Lieberman）

　　美国经济似乎正从裂痕处断裂。失业率仍然高达10%，为近30年来最高点，取消赎回权使数百万美国人无家可归，而实际收入也已进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快和最深远的下降期。许多失业者害怕他们的工作将一去不回，包括工会带来的安全保障，以及产业工作提供的财富、安全和机会。他们也许是对的。

　　但在这种悲惨境遇之中发生了奇怪的事。一批本应在经济危机中遭遇不幸的美国最富裕的全球金融业巨头却变得更加富裕了。这不是财富的少量增加，而是飞速增长。2009年，最富裕的5%的人收入在增加，而其他人的收入则在减少。这种现象并非异常，而是近40年来少数顶层精英收入激增，而中间和底层民众收入停滞趋势的延续。最顶端1%的人享有的财富份额从上世纪60年代的大约8%上升到了现在的20%以上。

　　政治科学家海克（Jacob Hacker）和皮尔森（Paul Pierson）将这称为“赢者通吃的经济”（winner-take-all economy），这不是一幅健康社会的图景。

　　自大萧条前夜以来，前所未见的高度经济不平等勾勒出这样的政治经济情况：金融报酬逐渐向少量精英集中，他们的风险则转嫁给逐渐暴露于外部并不受保护的中产阶级。美国的贫富分化高于任何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以及常规方法比较下的加纳、尼加拉瓜和土库曼斯坦等。这其中孕育着富者和一般阶层的政治两极化、猜疑和愤怒，并将有可能通过金钱对政治意见和权力不断增加的影响来扭曲民主政治体系。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假定经济力量自身要为这种惊人的财富集中负全责。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革命已经改变了经济结构，使工人的劳动率提高并让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占有优势。同时，信息技术带动下的全球市场崛起掏空了过去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部门，并将美国经济引领到了服务业方向。服务业经济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金融、卫生保健、信息技术等行业获得高报酬的专业性工作。而在较低端方向，服务业经济的工作集中于零售和娱乐业，这些行业的薪水很低，工会组织也很弱，工人很容易成为牺牲品。

　　激增的不平等并不完全是市场力量的自然产物，公共政策集中并放大了经济转型的效果，将收益完全引导向富裕阶层。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变化使经济竞技场向富人倾斜。国会反复削减高收入者的税负，并放松了对资本和其他投资收入的税收待遇，这些措施使最富裕的那部分美国人大发横财。

　　劳工政策使工会更难以将工人组织起来并提供与日益增长的商业力量相当的对应力量，公司治理政策使公司可以在不计收益的情况下给高级管理者滥发夸张的报酬，而对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创造超乎以往更多的金融工具，进一步喂肥富裕的经理人和投资者，而让贷款购房者和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暴露在毁灭性的风险之中。

　　在一些案例中政策变化始于国会，比如里根和小布什的减税政策。1999年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使银行和投资公司之间的防火墙瘫痪，并创造出了一批拥有权力但不顾后果的金融巨擘，这些行动都是国会通过，并得到了两党支持。政府应该为此负责。（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和公共事务教授。来源：《外交季刊》，2011年9月）

　　（本专栏文章摘编自第一财经研究院10月17日《战略参考》第24期，编译：马鑫、许钊颖，联系信箱：zhanlue@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