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外令，受伤的是谁

　　

　　本报记者 黄烨

　　

　　ＣＦＰ图

　　一纸“限外令”让上海的驾校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据《人民日报》10月16日报道，针对由“限外令”引发的外省市学员驾校培训费上涨一事，“上海市相关部门明确表示，该市驾驶员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不能搞地域歧视”。

　　该声明从官方层面保障了非上海户籍学车人员的权益，但《国际金融报》记者这两天调查发现，上海部分驾校虽“遵照规定”没有上涨培训费用，但他们或“不再接收外地户籍的学员”，或“报名可以，但需要排队等待5个月到6个月再学车”，或“先行缴纳加急费（700元），不排队直接上车学习”。

　　当然，更大的争议还是来自“限外令”（《关于合理控制本市驾驶证异地申请人数量的通知》，下称《通知》）本身。东南大学法学院张马林教授昨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虽然《通知》本身强调了来源依据，但从法理角度看，《通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公民的平等权。退一万步说，即使如相关部门所言，《通知》是合法的，但也难言合情，因为总有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受到‘限外令’的侵害。同时，带有‘排外’色彩的文件总会让人觉得不合理。”

　　实际上，就连本地部分驾校都对“限外令”产生了些许微词。昨日，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一些郊区的驾校正酝酿上访，“越往郊区，驾校的经营就越难。而且，这些驾校的学员往往绝大多数都是外省市人员，失去了他们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空间”。

　　计划分配导致涨价？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发布的《通知》，“车管所现设定每月异地申请人数量上限为2.3万人，同时规定外省市户籍学员开班数量不得超过当月开班总量的45%，上述两项规定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记者查配额表发现，有关部门的分配额非常详细，应该涵盖了上海市所有的注册驾校。比如，名为恒星的驾校（代码为186）有10辆教练车，其外省市户籍学员的配额就是13人，名为前卫的驾校有11辆教练车，其配额就是14人。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计划分配色彩的延续。”昨日，江苏明弘律师事务所吴俊锋律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因为按市场经济原则，消费者应自由选择质量好的驾校，对驾校进行优胜劣汰。而采取计划分配，这等于是在分‘大锅饭’，对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实际上也无太大益处。”

　　在吴俊锋看来，相关部门可能没有考虑上述举措产生的后果——质量好、口碑好、但因计划分配导致名额减少的驾校又出现市场化的涨价行为。知情人士昨日也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这确实会让外地人在本市申请学车产生困难，进而造成外地人学费上涨，“据我所知，目前外省市学员最高学车费用为6000多元，上海本地人最低则为3500元”。

　　张马林则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单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涨价不是无据可循。但问题是，取得驾照才能上路开车是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不是驾校作为个体的单独规定。同时，消费者选择驾校学车是不可避免的一道程序。因而，驾照收费不应该完全走市场机制这个程序，而必须考虑到国家的相关规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于涨价问题，相关部门最近采取了应对措施。据《人民日报》10月16日报道，上海市交通运输港口管理局发文明确，上海驾培机构的收费标准不能搞区别对待，严禁违规擅自涨价；同一驾驶员培训机构同一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必须相同，绝不允许针对不同学员搞区别对待；违规机构一经查实，将依法作出严肃处理。

　　对此，《国际金融报》记者这两天进行了小范围调查。记者发现，在上海市交通运输港口管理局明言禁止针对外籍学员的培训费涨价后，大多数驾校均遵守了有关部门的规定。上海空港驾校的负责人曹某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不管有没有文件，我们对上海户籍和外来户籍人员一直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没有涨价，也没有变相收费，你随时可过来报名，然后就等教练通知上车学习。”

　　不过，在咨询中，记者也发现部分驾校有其他巧立名目的收费项目。上海一家在各区都开设有分部的驾校的工作人员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针对外来人员的驾校培训费没有涨价，还是4200元，但必须得等，“按目前外来户籍人员的排队次序，你最早要等到5个月之后才能学到车。”但不等记者开口，该工作人员又特意强调，“想现在学车的话也可以，但必须得缴纳700元的加急费。现交现学，不用等这么长时间。”

　　另一家驾校的工作人员却干脆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我们没涨价，还是3900元。但我们现在不招收外省市学员到我们驾校学车了，你只能去其他地方学车了。”

　　“这实际上是在打‘擦边球’。”张马林对记者说，“他们看似没有违背相关条文，但却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吴俊锋对记者解释，相关驾校的行为可以说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19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在上述知情人士看来，换位思考的话，驾校也有驾校的苦衷。这位知情人士称，“配额下来后，可能会有驾校开不了班，额度空缺，进而在长远利益上造成员工工资的下降甚至下岗，驾校手中的资源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终走入经营困境。另外，不仅员工队伍不稳，申请学车的外地学员也会喊冤，并影响到驾校声誉。”

　　违背公民的公平权？

　　在张马林看来，出现问题的最根本源头还是因为《通知》，“姑且不论各方效果及实施依据，从情理上讲，‘排外’的文件总会吃力不讨好”。

　　吴俊锋认为，《通知》可能涉嫌违背了《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比如，《民法通则》第三条明确表示，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第五条表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十条也称，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等。”

　　空港驾校的曹姓负责人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称，“上海的建设离不开非上海户籍人员的贡献，目前的‘限外令’是不是以偏概全了？”

　　记者发现，《通知》中的“法律依据”目前同样引起了各方争议。据《新京报》先前报道，“公安部交管局相关工作人员称，公安部曾于前些年发过驾校监管的相关规定，但规定主要是要求各省市加强对驾校监管，其中并未涉及限制外地人学车的内容。近段时间，公安部也没有出台类似规定。”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公安部正在针对此事进行调查询问，已责成上海市有关方面对此事进行说明。”而《通知》中给出的依据是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第47条规定和公安部交管局《关于加强机动车驾驶培训质量监督工作的通知》。其中，后者强调“加强异地申请人条件审查。要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暂住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等实际情况，核算驾驶证异地申请人的参考比例范围。”

　　“站在上海的角度看，实施限制举措或许也有苦衷。”张马林称，“比如，对于外省市学员，上海市有关部门还是要动用或多或少的行政资源、经济资源等确保相关学员的人身、财产安全等。”10月13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也对外回应称，“上海所有驾校的招生工作均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的，由于土地资源等限制，上海不可能容纳过多非沪籍学员。”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还有媒体分析了矛盾的深层次原因，“驾校执照颁发的部门是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但考试并发驾照的部门是公安部门。交通部门发执照的驾校越来越多，学车的学员也越来越多，但公安部门能进行考试的人手和场地有限，进而两者产生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