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梅普“王车易位”的政经逻辑

　　杨成

　　自从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外界对俄下个政治周期的预测和期盼就没有停止过。随着普京日前被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形式的豁然开朗既令人始料未及，又一切在情理之中。梅普“王车易位”的背后到底有哪些难为人知的驱动因素，又将对俄内政外交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专家和媒体的广泛讨论。

　　存在着两种普京王者归来的镜像：一种认为这是众望所归，过往梅普间存在政治斗争的隐喻被放大。普京必须亲自参与并执掌自己创造的体系，此举意味着俄现行政策将更大程度上保持延续性而非断裂性。另一种则认为普京再次掌权弊大于利，将引发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俄外资流失可能进一步加速，经济垄断化趋势将再度加强，俄权力崩溃可能会提前到来。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有其内在逻辑，均不无存在理由，但可能都失之偏颇。

　　现有的各种分析中至少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俄在新时期仍可能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内外挑战。从俄国内各界的讨论看，无论民主派还是秩序派，无论属左、从中抑或偏右，无论是联邦中央还是地方，这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俄政治精英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加速转型的国际体系日益趋于无序，随之而来的则是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环境的恶化。在他们看来，2008年源自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极有可能爆发第二波浪潮，而近期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足以充当明证。

　　2008年在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中打赢“五日战争”的俄罗斯一度认为自身会成为金融风暴的“平静港湾”，但事实上正如普京9月底在宣布梅普换位计划的“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所说，危机的根源不在俄，可受打击最沉重的恰恰也是俄：俄衰退的程度比许多国家都要严重。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新一轮经济危机冲击波的破坏性影响可能远远超过上一波。好不容易恢复到苏联解体前实力的俄罗斯，要想克服数个世纪以来首次沦为“二流大国”的风险，已经无法承受更多的折腾和磨难。

　　无可否认，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内给人的感觉总归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做得少”。除了在法律领域有所推进外，其余领域梅德韦杰夫的作为实在难以担当起“改革派”的形象。目前的俄罗斯更需要一个强势的“危机管理者”，而非“大规模改革”的推手，尤其是要防范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本想重塑体制，无意中却破坏了体制的根基。在危机和风险管理领域，普京显然具有更丰富的经验。正是预见到俄罗斯未来极有可能将面临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和经济困境的时代，梅普二人最终决定交换现有的岗位和工作。

　　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于普京回归意味着专制道路复辟的论断，其实经不起推敲。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换位，意味着总统作为主要决策中心这一原则，将再度成为俄罗斯政治的金科铁律，但这并不代表放弃现代化进程或停止“重启”俄美关系。普京重返总统宝座将不太会改变俄罗斯国内外的主要方针，因为2008年后他始终把持着俄罗斯发展的基本方向。到目前为止，梅德韦杰夫以现代化的名义作出的任何表态或行动都得到了普京的同意，或者至少没有遭到普京的反对。

　　事实上，现代化同样是普京的一贯理念，只是他2000年执政伊始，不得不首先利用有利的国际市场行情，为残破的俄罗斯战车注入新燃料。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从来不愿意只当一个“能源超级大国”。在攫取完第一桶金，尤其是俄经济复苏后，普京在第二任期内更在意的是发展深加工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甚至连俄美关系“重启”的幕后设计者也被披露出就是普京。或许，普京重掌大权不完全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但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与美国前总统里根所描绘的“邪恶帝国”鲜有相似之处。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转型的道路上已经走得足够远，以至于走回头路的成本和代价是任何一个执政者都难以面对的。在笔者看来，普京对内将继续执行“经济现代化”的议程，因为这本身就是普京计划的应有之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俄罗斯不大可能出现战略性调整。2008年以来的事实是，俄对外政策的落脚点和利益密集区，越来越集中在前苏联所在的欧亚地区。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至少新的总统任期内普京的对外政策，很难重复第二任期内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无论是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都已经深深认识到，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平稳发展。俄需要稳定发展十年，需要十年的正常生活和目标明确的工作，需要恢复20世纪失去的东西。这意味着俄的对外政策在“长普京时代”仍将首先是内向化的，即以是否有利于俄重新崛起、是否有利于俄国家利益为核心指标。

　　至于中俄关系，这是俄罗斯外交的亮点，俄对中俄关系的重视也是发自内心的，但俄国国内对中国发展的担忧、疑虑同样始终存在。中俄关系的机制化决定了中俄关系的稳定性。而战略利益大局决定了不管俄是谁主掌外交，都必须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前的中俄关系症结不在于领导人的更替，而在于其合作内容。经过20年的发展，中俄关系已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也处于进一步突破、升华的瓶颈期。与俄美关系需要“重启”不同，中俄关系更需要的是“加至全速”和“提高质量”，中俄关系除了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外，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其核心问题则在于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双崛起”状态中，中俄两国能否和如何实现和谐相处。

　　我们应该注意到，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强调实施追求东西方平衡的全方位外交，但客观讲，亚太地区或者说东向与西向相比，始终是西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换言之，俄罗斯外交自苏联解体以来，始终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是欧洲中心主义。从俄的外交传统看，对西方的追求始终是俄对外政策最核心的目标，只要有一丝可能的空间，俄都会争取与西方关系的缓和。就俄而言，东方从来都是西方因素的配角，是次优选择，是在发展与西方关系难以如愿情况下的一张战略牌。

　　中国在对俄战略的界定中不能过多看重俄西方矛盾，更要看到在俄的战略视野内，俄西方关系乃是决定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最为提纲挈领的一对双边关系，是俄对外政策的绝对优先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加强东向战略虽然意味着中俄在亚太地区一种新的合作格局可能正在来临，但也不要过高估计这种变化的影响。尤其不能将俄的西向和东向外交对立起来看。俄当前的战略安排中，同样潜含着对中国快速而强势的发展的某种应对。如何审慎而又积极地应对这一新格局和新趋势，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作出周详安排。对中俄关系而言，不断发展两国关系，逐步扩大利益契合点，构建两国认知共同体，争取中俄双方能在国际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实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始终是我们的优先方向。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