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在不确定环境中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利比亚局势随着卡扎菲的死亡标志性地画上一个句号。媒体的目光也似乎从关注战事转向了“后卡扎菲时代”的利益“瓜分”：许多媒体认为，包括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北约国家该从新政府手中获取更多利益了，毕竟人家出钱出力，支持了利比亚的“自由解放事业”。而中国则也得盘算着那些摊在利比亚土地上的财富该如何收回来了。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在为自身参与多国行动辩解而粘贴的“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标签下，并不讳言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背后的商业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占据主体的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尽管每一个国家在宪法中都对“自由、民主、平等、互助”等普世价值给予理论上的认可，但在涉及各自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现实的本土价值自然要大于“大同世界”的普世价值，这是与现今的社会形态以及历史发展进程高度相关的。

　　中国的外交策略一直以来较为低调和谨慎，崇尚“韬光养晦”，在利比亚局势问题上讲究“不率先”表态，静观其变。这样的策略确实符合中国人一贯的中庸之道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整体思路，也在国际社会为中国赢得了“好人”的赞誉。

　　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国际化，特别是中国在海外国家利益的日益增长和国家影响力的渐趋增强，采取“不表态”、“不干预”或者是“少说”、“弃权”的思路已经不可能了。加之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期待，我们在涉及国际事务问题上积极表态、主动参与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新选择。

　　当然，当今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像10年前那样相对平稳，随着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国际社会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一些在传统意义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友好国家”相继出现经济或社会问题，而包括像利比亚这样的中国企业经济活动介入较多的北非、中东国家充满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变数，因此，中国政府对于国际事务的表态分寸的把握就需要有更多的政治智慧。

　　相对于西方国家赤裸裸表达“国家利益”的态度，中国人确实不可能以利益辨善恶，但我们也不必讳言“中国利益”。相反，在遵循国际法和国家间基本关系准则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有积极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思维。特别是在不确定性相对较强的国际环境中，采取“于我有利”的原则参与国际事务，在承担国际公益性义务的同时，不可为图虚名“散银子”援助，而是要在充分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有所为，有所不为”。那种在经济基础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就奢谈“拯救世界”式的援助和“博爱”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不能成为“守财奴”和“吝啬鬼”，中国也不能担当“傻财主”和“冤大头”。我们家底不厚，子女很多，从积攒的米缸里外借就一定得多掂量掂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