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读史更要读经

　　秋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近日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要求领导干部读点历史。习近平说，几千年来，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自觉地学习历史。

　　要求领导干部回到中国传统，这是一个值得注意、也值得肯定的文化政治动向。仔细观察习近平讲话中所举的例子可以发现，他所说的读点“历史”，是指阅读历史上产生、流传下来的典籍。这样典籍首先是指经书，其次是诸子书，最后才是史书。这样的阅读次序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下尤为重要。

　　有人曾经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确实，在中国文化中，历史文献汗牛充栋，构成了一个丰厚的史学传统。小传统中同样如此。印象中，在乡村，没有上过学的老人们在一起，也最喜欢“说古今”。姜子牙、诸葛孔明的故事信手拈来，他们的人生智慧似乎主要来自于这些历史或者历史性演义。

　　但是，古代的完整知识体系是经、史、子、集，经居于首位，史居于第二位，史在经的笼罩之下。当然，经也笼罩子、集。这样的安排实有深义。最近十几年来的情况可从反面证明这一点。

　　这些年来，通俗史学相当发达，各种名目的通俗性历史读物在书店占据显赫位置。电视台也制作了各种历史类节目。但粗略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类通俗史学要么走知识路线，要么走厚黑学路线，渲染策略、权谋甚至阴谋术，从三国谋略、帝王领导术等名字就可略知一二。

　　通俗史学如此，回头再看严肃史学，同样如此，几十年来，史学专业著作也在不厌其烦地描述各个阶级、集团围绕着权力、利益的争斗。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的人们，不论是专业史学界，还是喜欢历史的普通人，通常是不读经的。借用孔子的一句话：读史不读经则罔，读经不读史则殆。关于这一点，《礼记·经解篇》已有警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这里就已经清楚指出，阅读《春秋》这样的史书，如果缺乏稳定的是非观念，就可能心神混“乱”，因为，史书所记，均为异常事情，当然多有阴谋、杀戮，此即乱。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也充满乱。有现代文人因此将其成为“相斫书”，而断言历史透出中国文化之“吃人”性质。

　　这样的评价其实是古今知识体系之不同所导致的偏见。古人总是先读经，而后才读史。史所记载的是变、乱，经所记录的乃是常道。通过读经，人们树立起基本的是非善恶观，而多少具有道德和政治判断力。有了这样的心智基础，史书所记载之变、乱，也就可被当成资以“鉴戒”的案例集。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中，邪恶的人、事正好可以成为进行自我道德思考、修养的材料，或者发挥“资治”作用，而不会成为教唆悖乱、训练阴谋术的教本。

　　现代人拆散古代的知识体系，把史书拿出来，当成自足的典籍阅读、研究。他们赤裸裸地读历史，光秃秃地理解历史。于是，史书所记人、事就丧失了鉴戒意识控制之下的道德训诫意味，而赤裸地呈现其丑恶的面相。同时，由于不再读经，现代也就缺乏健全的道德与政治判断力。著史者标榜道德中立，读史者没有善恶是非观。以此心智著史，史书就是阴谋书教本。以此心智读史，不过增长其阴谋术而已。如此著史、读史的结果是，人心更加阴暗，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紧张。

　　鉴于这样的教训，在鼓励人们读史的时候，就有必要同时鼓励人们读经，以常道灌注于心灵，秉此常道，观察人间之变、乱，如此才不会心神为史所乱。

　　当然，读经还有更大的效用。相比于史书，经更有资格成为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经也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经记录着华夏文明成长史最为重要的人物之最为重要的言与行。因此，华夏文明之为华夏文明的全部基因密码，就隐藏于经之中。今人读经，也就是以最深刻的方式阅读华夏文明。华夏文明的基因密码也灌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读经也就是以最深刻地方式阅读我们自己。通过读经，今人可以更好地体悟自我，更好地体悟我们的文明。

　　对于各级官员、各个领域的精英来说，通过读经也可以更好地体悟华夏治理之道。在当代开放的环境中，中国当然要学习他人之先进治理技术。但是，中国的优良治理秩序必以华夏治理之道为本，内生而成。经就是这个道的呈现，阅读经，就是让道在当下实现的第一步。可以说，不读经，不成人，更不能成为合格的国家、地方、部门治理者。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