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我相伴 激情人生

　　彭士禄，1925年出生，广东省海丰县人。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曾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总工程师、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总设计师、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秦山二期核电站首任董事长。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他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方法，在主参数的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并可推广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他对秦山一期核电站由熔盐堆改为压水堆的堆型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公明白 为私糊涂

　　□ 彭士禄

　　我3岁时母亲牺牲，4岁时父亲就义。奶妈背着我东逃西藏。不久，我被转移到潮州一带，开始过着姓“百家姓”的生活。最后，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我叫他母亲 “姑妈”，还有姐姐，我们3个相依为命，过着贫寒生活。

　　1933年农历七月十六早晨，由于叛徒出卖，我和“姑妈”被捕，8岁的我成了小囚犯，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女牢里我又见到曾经抚养过我的“山顶阿妈”，她是先被捕的。“姑妈”是那么善良，忍受着残酷刑讯的痛苦，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几个月后，我被单独押至汕头石炮台监狱，后又转押到广州感化院监狱受“感化”一年。坐了两年多牢，被放了出来，“姑妈”仍坐牢，只好跟着“婶娘”乞讨度日。后来，祖母知道了我的下落，1936年夏把我带回香港。

　　由于在香港受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我心里痒痒的，横了一条心，毅然与堂弟偷偷逃离香港，奔向惠阳平山，参加抗日游击纵队。1940年底，我被送抵革命圣地延安，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

　　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我们的国家应该有中国牌的核潜艇！面对国外对资料的严密封锁，我们一群人硬着头皮，用一股犟劲，只用6年时间硬是把它搞了出来，真是奇迹！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是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与合力、一股“孺子牛”的犟劲。在这一宏大工程中，我和他们一样，努力尽职尽责，做了铺砖添瓦的工作。

　　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通过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收集信息、科学试验等来搞清楚。例如，上世纪60年代我们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计算了10多万个数据，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但仍没有把握保证反应堆在常态下能安全受控。因理论值与实际值还有一定的差值，我们被迫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补添了近一倍的可燃毒物棒，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把反应堆的脾气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他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难得糊涂。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等，越糊涂越好。记住：为公明白，为私糊涂，以此自勉。

　　我有幸被美誉为“彭拍板”。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这属于本性难移，急性子。科技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体会：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如果把您比作一艘潜艇，您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我只是一颗螺丝钉。”

　　面对记者的提问，彭士禄，我国赫赫有名的“潜艇核动力之父”、“核电事业的开拓者”，毫不犹豫地推辞了那些响亮的名头。轮椅上的老人，年逾八旬，满头白发，静静回忆起自己与我国核事业相伴的一生。

　　“从零开始”造核潜艇

　　在众多科学家中，彭士禄童年的经历要特殊一些。他的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母亲蔡素屏是广东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3岁时母亲壮烈牺牲，4岁时父亲光荣就义，他成了孤儿。奶妈背着彭士禄东逃西藏。不久，他被转移到潮州一带，开始过着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姓百家姓的生活，小小年纪还曾蹲过监狱，差点病死在狱中。或许是受父母的影响，彭士禄12岁便独自出门寻找革命队伍，在惠州加入了东江抗日纵队。直至1940年，周恩来派人找到了彭士禄，他经桂林到达重庆，后又辗转到达延安。

　　这段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彭士禄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使我有着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牺牲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革命圣地延安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习性。”彭士禄说，“总之，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1951年，彭士禄被派往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5年，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把原子能工业建设列上了议事日程。此时，彭士禄因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并学业优异，成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进修生。当时，苏联教授每给彭士禄这些留学生上一节课，中方要付的报酬是80个比美元还贵的卢布，这对经济还很贫困的新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在这80卢布一节课的课堂里，彭士禄和他的同学们打下了坚实的核动力知识基础，孕育了中国核动力事业的优良种子。

　　1962年，学成归来的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一开始，彭士禄的团队就遇到了困难。“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彭士禄回忆说，“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与物资匮乏相比，更让彭士禄为难的是对核潜艇建造一无所知。“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有学仪表的，大多数人不懂核。”彭士禄说，“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由于一切“从零开始”，因此，无论是在核潜艇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中，都出现过激烈争论。这时，彭士禄表现出了性格里大胆且坚定的一面。“我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来说话。最后，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来负责。”彭士禄回忆说，“我不怕承担责任，做事情我是敢于拍板的。所以，当时我得到了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对于这段往事，原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士鉴却有不同的记忆，“我从1963年到彭部长手下干活，听彭部长说得最多的就是‘用数据说话’。”他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1970年，核潜艇项目试验成功前，黄士鉴负责向彭老汇报结果，为了保险起见，黄士鉴演算了3遍数据，并全都准确无误后才告诉彭士禄。没想到，彭士禄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喜讯后，又返回来问黄士鉴，“为什么要算3遍?”黄士鉴说，“我怕出错。”彭老点点头，脸上露出赞赏的笑容。这赞许的笑容刻在黄士鉴的心底，至今难忘。

　　1970年8月30日18时30分，我国核潜艇动力装置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1971年，核潜艇首航。彭士禄他们用6年时间和智慧心血，铸就了一个成功的事实，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6年的核动力创新，使彭士禄在1979年被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任命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然而，对“核动力之父”这个称谓，彭士禄却摇了摇头，“这个名头我可担不起，我只是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要说核动力之父，应该是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他们才是核潜艇研发工作背后的功臣。而且，在整个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中，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多少技术难关，多少协作项目，都是靠所有参加研制工程人员的高度责任心，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不计任何名利报酬，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历尽艰辛地奋斗才取得成功的。在这一宏大工程中，我只是和他们一样地努力尽职尽责，做了铺砖添瓦的工作。”

　　核电事业的拓荒者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主张建设核电站，提出我们不能光有“弹”而没有“电”，应从长远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

　　中国的核电究竟该走那种技术路线？当时说法不一，熔盐堆和压水堆这两套方案如何取舍成为争论的焦点。在一次方案汇报会上，彭士禄明确表态，认为熔盐堆方案看起来很先进，但从实际出发不可行，应予否定，并建议改用压水堆方案，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因当时国内火电厂单机容量最大也为30万千瓦。大家听了彭士禄的意见后热烈鼓掌，表示赞成改用压水堆方案。一个月后，彭士禄带领40多人到上海，开展压水堆30万千瓦方案设计，以及确定主参数、系统配置、主设备选型等工作。

　　1974年3月，秦山核电站30万千瓦核电站方案被批准，1991年12月投产运行，至今已安全运行20个年头。中国首台核电机组选择压水堆路线，为以后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中国核电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继开展秦山核电站建设之后，我国又启动了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工作。作为价值20亿美元、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大项目，中央对这个项目高度重视，任命彭士禄为大亚湾项目总指挥。

　　1983年2月，彭士禄来到广东。在这之前，广东省电力局做了初步的选址工作，勘察了4个地点，但难以敲定。彭士禄对4个地点考察权衡后，首先把核电站地点选定在大亚湾。他说，大亚湾在香港50公里以外，离深圳也有40公里左右，且附近的海水平静，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丰富，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又只有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的移民任务，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地质构造好，没有发生过地震……

　　回首大亚湾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他在大亚湾学到了3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知识。这些也正是对中国核电人整体在这次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引进中所得经验的高度概括，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大亚湾建设中，他特别强调要严格落实“三大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这套管理思路在中国核电站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

　　1986年，时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的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的筹建工作。选址定点之后，项目开始上马。彭士禄坚持首先建立董事会制度，参考大亚湾的运作模式运行。为了募集资金，他带领着一班人，一个星期内马不停蹄地跑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请这些省市一起来投资。后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北电力公司，与“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中核总党组任命彭士禄为秦山二期的董事长。他仔细地计算了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及技术、经济数据，所编制的“一级进度表”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极大赞赏。彭士禄亲自计算出的秦山二期一级主参数有100多个，同时还列出了设计、设备订货制造、土建、安装、调试等一级进度计划表……有人说他是董事长干了总工程师的活，100多个主参数的计算，只用了一个星期，而且全都是利用晚上时间完成的。

　　彭士禄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对于设计和制造，我坚决主张实行招投标制。这在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些同志仍按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主张设备要定点生产，并为此争论得很厉害。”彭士禄说，“最后还是我拍板，坚持设备、订货实行招投标制，设计由谁来做也全部实行招投标制。”因为招投标制解决了靠拉关系争项目的不良现象，充分发挥了各个参建单位的特长。当时的核二院就是通过投标争得了总包院的地位。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回忆自己参与核电站建设的经历，彭士禄说，“搞任何一项核电工程，我们既要懂设计，又要懂经济，还要懂辩证法。不懂设计，我们就不能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建设核电站；不懂经济，核电站延误一天，损失多少，你心里就没数；还要懂辩证法，否则你就管不好这个工程。”

　　彭士禄也给年轻一代核电人送了4句话：责任第一、安全第一、不断学习、勇于创新。他说，年轻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有了这些，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

　　永做“垦荒牛”

　　彭士禄家中宽大的写字台上放着“三件宝”：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瓷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第三件是上世纪80年代他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一个炊事员送给他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马淑英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只垦荒牛。”

　　这个比喻再贴切不过了。从潜艇核动力，到秦山一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他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垦荒。他属牛，他的性格也确实像一头牛，所以，他对那尊“垦荒牛”塑像喜爱有加。

　　为了我国的核潜艇和核电站事业发展，彭士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他埋头于紧张的工作，从来没顾虑过自己的身体。一次现场调试时，彭士禄突然病倒了，剧烈的胃疼让他的汗水湿透了全身。他被抬到工地医务所，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切除了彭士禄四分之三的胃。手术时，医生发现他的胃上还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手术后，彭士禄被送回北京，但他在海军医院住院仅仅一个月，就又开始超负荷工作。

　　彭士禄的妻子多年患风湿性心脏病，但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来到常年潮湿的山沟里，为模式堆的启动运行而携手奋斗；8岁的女儿突患肝炎住进了医院，而日夜都在核动力堆上拼搏的彭士禄夫妇俩却不能守护；10岁的儿子一个人去洗澡，不慎被碎玻璃瓶扎破了脚，缝了11针，至今不能自由弯曲……

　　对核事业的热爱已经深入了彭士禄的生活。马淑英讲了好多年前的一个故事。一天早晨，彭士禄坐在床上发愣，夫人问，“你想什么？”彭士禄答，“想我的第一夫人。”夫人说，“哦，想我呀……”彭士禄马上纠正，“不，我的第一夫人是核动力。”夫人又问，“好，为这个我让，第二夫人该是我了吧？”彭士禄又答，“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你。”夫人拧了他一把，“我是第三夫人？不干！”彭士禄这才笑着说，“好好好，小玛莎（夫人留苏时的俄文名）升为第二夫人！你对我的事业没说的……”

　　这段“三个夫人”的故事一直让彭士禄津津乐道。谈到现在的家庭生活，他也表现出孩子般的调皮，“我在家排老七。夫人排第一、女儿第二、外孙女第三、保姆第四、女婿第五，护工第六。”

　　在畅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彭士禄仍然牵挂着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他现在担任着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在集团二楼有个办公室，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天中午还过来看看资料，同大家探讨国内外核能行业的最新进展。

　　1978年，彭士禄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设计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作为核潜艇总设计师，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全军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如今，彭士禄院士虽已过耄耋之年，但他那颗澎湃着的心，仍然像满功率运行的核动力堆一样燃烧着、沸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