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逐渐改变世界的能源革命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0-24 02:12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丹尼尔·耶金
我们曾经有段时间对全球能源体系变革过于乐观,要知道全球生产总值高达65万亿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庞大且结构复杂。
观察这一庞大的能源体系变革需要认清两点:一是新技术见效的长期性;二是规模性。如此繁杂的能源结构变革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目前看来,只有到2030年左右才可能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能源结构转变主要从三方面进行:一是能源需求方面,主要体现在能源效率提高。这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共识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美国来看,目前其能源效率是石油危机后的两倍,只是这种提升由于嵌入在发展过程中而不易被察觉。
二是供给方面。除了新能源之外,常规能源领域也有许多创新发展。例如在西半球,巴西深水盐下石油开发可使其成为新的石油大国。加拿大油砂的产量和利比亚战前的石油出口量相当,目前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此外,美国自身的石油产量在2008年实现了10%的增长。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这些石油历史的发端之地将重返石油舞台的中心。
三是技术方面。法国科学家卡诺称蒸汽机的发明为“伟大的革命”,它让英国在当时的英法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这场革命的影响持续时间超过两个半世纪,而且我相信其还会持续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对科研的持之以恒是如此重要。
气候变化是能源和政治领域的重大议题。欧洲已出台了许多目标明确、雄心勃勃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但美国其实也有许多隐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地域宽广,地区发展多元化,导致利益结构复杂。美国出台了许多能源政策,但这只是政策的集合。美国并不缺能源政策,缺的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能源政策理论。
在核能方面,福岛核事故不仅影响了世界对核能的信心,也影响了世界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和承诺发展核电的信心。福岛核事故之前,大家都在讨论全球核能的复兴,但现在看来,各国对发展核能的立场开始出现分化。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核能,就很难真正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新一轮的能源竞争已经开始,未来会出现更多的“绿色工作”岗位。但我们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对短期内产生能源巨变过于乐观。据目前的状况而言,未来20年全球70%~75%的能源消耗依然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能源研发和风险投资领域存在许多泡沫,也许许多目前并不知名的科学家今后可能会享有巨大的声誉,如果他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他的研发。
21世纪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能源需求的全球化”。过去能源需求只是发达国家的事情,而现在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几乎全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例如,中东正越来越多地将扩大石油能源市场的重点转向东方,这也使维护海湾地区稳定成为一个有趣的地缘政治问题。例如,中国未来是否要参与到海湾地区和全球重要海上通道的安全维护中来?
中国已经具有一个坚实的国内工业基础,而且正走向世界,国力日趋强盛。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还是石油净出口国,但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中国正在坚定地实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例如试图建设能够绕开马六甲海峡的油气管道。目前中国和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贸易也已取得巨大进展。
然而,如果中国要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真正参与者,还必须清醒地认清一个现实,即目前中国所有石油公司海外作业的产量还不及一家大型国际石油公司的产量多。
北极将成为未来全球碳氢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并牵涉到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在北极均有领土主张,并有相互重合的地方。对于俄罗斯来说,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给其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俄罗斯不可能一直高度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需要寻找下一代能源,这也是俄罗斯急于开发北极的原因。但俄罗斯也很清楚开发北极不是单个国家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多国合作开发。目前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的合作就是证明。
中东今年爆发的动荡正演变成对权力的争夺:谁将控制军队,谁将控制政府,谁将控制石油……?
中东未来还将面临三个潜在的威胁:一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引发持续的动荡;二是恐怖主义威胁。也门会成为一个失败国家吗?要知道,也门就位于红海的出入口,对岸就是索马里,是石油运输咽喉之地;三是伊朗的核计划。未来一两年伊朗核计划将取得新进展,这将引起中东地区的核竞赛。
无论美国还是全世界,都应该看到的是,能源方面的变革确实在发生。石油顶峰论创始人金·哈伯特(King Hubbert)对美国石油产量和技术发展的预言并未出现。尽管目前传统能源仍占主导地位,中东仍占据着世界60%的传统能源,但不可否认的是,能源种类和来源在不断增多,例如加拿大的油砂、美国的页岩气和法属圭亚那及加纳新资源的发现,这种缓慢的变化对世界的发展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作者系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本文根据作者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的答录摘编。第一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