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应解决现实社会与精神文明之错配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近日公布。《决定》提出，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提出了到2020年的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文化与精神层面却与之显得不相适应。这里面有开放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以及通讯工具与互联网普及产生的现代传播冲击，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在重商主义的引导下，一部分中国人自身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这部分消解了计划经济时代以来的主流价值观念，但却没有确立与市场经济相符的现代文明。再加上一种转型期的社会焦虑与不满，混合成一种无厘头的特质，尤其是各种商业文化的移植，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气质令人担忧，人们的精神也正在变得冷漠狭隘。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矢志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战略，对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巨大喜讯。而且，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的转型战略也需要文化产业成为支柱，转型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也是人们精神世界的转型。

　　 在推进国家文化战略的时候应该以现实为出发点，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文化领域与现实社会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错配。不应该持有向社会输入一种新主流文化的态度，而是需要考虑在城市化与全球化都加深的现代社会，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市民需要什么素质，哪些可以交给民众自由创造，哪些需要法律来规范。事实上，我们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文化。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提高公民素质，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业。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一种人人都会接受、也需要遵守的价值观念，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而这些也是中国古代先贤多次提到过的追求。中国并不缺乏这些观念，而是缺乏捍卫这些观念的现实世界，它们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法治保护来体现，因为观念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实践的结果。

　　 提高公民素质也不能单纯依靠道德说教完成，因为道德说教是传统儒家社会的一种做法，其有深刻的儒教为基础，而且社会也必须处于一种封闭状态。现在，人们已经呈现出精神多元化的特征，而且具有开放性，空洞的道德说教缺乏说服力。

　　 只有赋予公民现代文明应有的权利，他们就会自然承担对这个社会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就会产生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道德就会有生根发芽的土壤。比如，现在人们都在讨论见死不救的问题，谴责国人冷漠。但另一方面，如果法律无法保障施救人的清白与安全，这就会驱使人们自我保护而放弃救人的义务，“彭宇案”让人感受到施救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危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良循环。

　　 提高全民素质与全面繁荣文化事业也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亟须建立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基本上呈现中老年以电视为主、年轻人以电脑为主的两个市场，这是两种最便宜的精神消费，因为中国其他文化消费还比较昂贵（如电影、歌剧）。毫无疑问，中国的电视节目，尤其是热门的古装剧、谍战剧等，大都无关现代社会，缺乏对现实的追问，进而缺乏如何建立现代中国文明的思考，古装剧太多也妨碍了观众的精神进步。而一味沉溺于互联网也会令部分人偏执与缺乏理性，这也影响到了现实世界的精神重构。

　　 这就需要中国创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鼓励创作者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自由创作。政策扶持，不仅需要在创作阶段的资金或税收的优惠，也需要推进整个文化市场体系的开放。文化市场结构的失衡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那些有艺术感染力而受市场冷落的作品，生命力不强是一种必然。文化强国应该是自由创作与竞争才能实现的梦想，这需要给予自由创作的空间与全面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