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维舟

　　迷恋东方是一种西方现象。现代文明在创造出一个全新未来的同时，也创造出大量对现实不满和持有批评态度的人们，其数量之大、程度之激烈，史无前例；而对现实的不满通常又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驱散：改变现实以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或者遁世，朝向自己内心探索。东方思想之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人具有莫大吸引力，其原因大概不外如此。

　　欧洲观念中的“东方”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包含了各种彼此差异极大的实体，它们之间或许只有一点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其中的每一个，对西方来说都是陌生的、难以理解的。它们不仅在地理上距离遥远，在心理上更是，代表着某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差别甚大乃至完全相反的东西。有时这体现为一种异域情调，但有时它也展现为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你对当下的生活不满或无法找到出路，此刻却发现世上还有其他可能，那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参照，如本书所言，将提供“一种重要的自我质问与自我更新的手段”，开启新的可能性。

　　简言之，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在事实上如何，而是“我们”需要另一种可能。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因而常常需要借助古代的、边缘的，或异域的状况来作为改变现实的依据。中国以往常常把这个理想投射到远古（所谓尧舜的黄金时代），有时则复兴一种本文化中边缘的思想（例如晚清康有为改革的今文经学），但在西方近代更多的则是异域，仿佛他们真的在远方发现了一系列的乌托邦。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在中国和中东社会普遍将远古视为理想社会的时候，西方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复古的念头，转而把理想社会投射到了远方或未来，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是地理大发现和现代化的结果：水平开拓的地理格局和进步史观带来了新视野。

　　最初，他们发现了中国。用李约瑟的话说，“作为一个彻底的他者，中国文明具有头等的美；只有这种彻底的他者才能引起彻骨之爱和最深切的学习的欲望。”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中国风”一度风靡欧洲，不论是中国的器物还是思想，都使当时的许多欧洲人深深为之沉醉——虽然这种沉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就像许多人因为不了解而相爱（因为了解而分手则是后来的事）。其中最让启蒙思想家感到振奋的，是中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典范：一个没有教会的国家，凭借理性和开明的治理，竟然成为世上最为富强的政体。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们把中国作为向封建和教会体制开火的最重要武器了。

　　但理想的政治模型毕竟容易被现实中的剧烈变迁所摧毁和证伪，除了现代的一个短暂时期之外，中国很难再在这方面吸引西方人；相反，20世纪以来精神上的危机促使西方人更多地转向内心和精神探索。物质增长和无限扩张已经开始令人厌倦，已经迈入现代进步社会的西方人却猛然发现：上帝已死，而人类自己尚不胜任上帝的角色与工作。与之前进步时代那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乐观信心相反，现代的许多人开始构想一个噩梦般的、毁灭于人类自己之手的未来。作为一个紧迫的任务，人们开始向内心开挖——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谈到的许多西方思想者都屡屡强调这事关“我们的精神甚至肉体的生存”。

　　这一次，他们找到了印度。与重视实用的中国思想相反，印度向来强调的是个人救赎和内心升华。对于身处自我质疑和内在危机的人来说，这像是一段治愈的旅程。现在印度被视为精神王国，被一种纯哲学的渴望所激发，因为浪漫主义者现在追寻的是一些更抽象的理想，如“世界大同”和“天人合一”，这一次投射的理想是一种更充分清醒的人类生存状态和更具整体性、更重精神性的文化。正如本书中指出的，这种兴趣的转移甚至还与一种国家竞争有关：德国人常把启蒙主义视为法国事务，而对印度的神秘亲和力更有兴趣的德国浪漫主义则试图在另一个方向寻求超越。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指责那些早期的东方主义者实际上都误解了东方，他们的阐述只不过折射出了西方人自己的梦想和集体幻觉，以期在那里找到自己缺乏的东西，但任何一种接触在开始的阶段只怕都充斥了相互误解，东方人对西方的了解也好不到哪里去。东方主义至少在最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对各种西方正统观念和文化霸权进行着反思和批判，促进了多元包容，而这不仅仅是对西方人才有意义。

　　世界上不同文化和理念的对话、融合，现在还远未完成（当然它是否应当完成本身也是个问题），但至少有一点值得所有人思考：借鉴其他文化的思想来进行自我反思。作者有一句颇为严厉的批评：“总的来说，东方并未以巨大的好奇心和热情去靠近西方，并未出于自愿地欢迎西方思想，更别提用西方思想去破坏它自身的思想了。”说中国人没有用西方思想来破坏自己的思想可能有点苛责，但我们确实尚未表现出“巨大的好奇心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