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织里现象：浙江微企业生存状况调查

　　姚建莉 十里

　　微型夫妻店

　　10月最后一天，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富盛路上，童装制造商张品(化名)和几个工人在自家作坊里忙活着。

　　两间门面房，上下四层楼。一楼的一间门面是张品的办公室、客厅和厨房，另一间是裁布、打包间，二楼是缝纫间，三、四层是工人和他自己的卧室。张的店里总共二十来名工人，“一天可以做一千件棉布夹绒马甲。”

　　“算起来，我这个个体户当了也有13年了。”他笑说。1998年正值40岁，他辞去铁饭碗和妻子一起干起了服装生意。张的妻子宋礼琴就是更资深的个体户。早在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18岁的宋就开始摆地摊卖童装。自那以后，服装行业在这个小镇慢慢生根发芽。而这也是当地个体户和微企业的萌芽。

　　张品记得，起初的个体户探索没有那么多规矩。在张品印象中，一开始做童装很容易，也不用办什么营业执照，“自己搞个小店面就可以做了，最开始的工人就是夫妻俩”。

　　张家的夫妻店做得顺风顺水。到了2001年，织里镇大建居民房的时候，张品立即拿出40多万买下现在的门面楼(现在楼价已涨到270万多，一年租金20多万元)，去工商局注册了个体户营业执照，开始招工人。

　　这样的模式，在当地不断克隆。在该镇中心十几平方公里的街面上，除了医院、宾馆和饭店，老房子几乎清一色是同样格局的店面楼。

　　“这么低的门槛，干活自由，收入也相对高，谁不眼红啊。工人半年出师了，就出去单干了。”另一个店主江一发说。

　　很多外地人循着商机而来。

　　张品介绍，“多是几对夫妻合作，或一个老板几个老乡开的加工厂，算是服装厂的下线，既不需要工商登记也没有税务登记，只要租了厂房，通过了消防检测，就可以做了”。

　　个体工商户审批手续简单，资金门槛也不高。长兴县夹浦镇环沉轻纺市场的纺织厂主王强发给记者算了笔帐：“七年前，厂房是自己家的房子改建的，花费不大，主要资金用于购买机器，每台机器的进价超2万，家里共有60台机器，总价超120万，从银行贷了几十万。”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建华也发现，早期浙江省小微企业得益于政府层面的放任式发展。杨建华调查显示浙江小微企业的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爆发式增长，私营企业中80%以上是小企业，其中“2.9%创办于70年代后期，30.0%创办于80年代， 67.1%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

　　2008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

　　激烈的竞争

　　江一发感觉，2008年以来，外来者加入特别多， 因为“生意很好做，年收入七八十万不成问题”。

　　大量安徽、贵州、河南、四川等地区人口来到织里淘金。“现在物流主要是东北人在做，加工作坊主要以安徽人为主”，他说。而根据湖州官方数据，湖州市织里镇个体童装行业面广量大，近年来每年吸纳外来劳动力达16万多人。

　　如今，整个织里镇本地常住人口仅10万人，而外来人口超过20万。

　　竞争开始白热化，首先就是房价被抬高了。

　　个体劳动者江一发观察到，从08年起，小镇上的房价开始大涨，2010年下半年就涨到了3700元/平方米，年底就超过4000元/平方米了，今年已经超过了5000元/平方米。生活成本大幅提升，外地来的加工厂迫于生活压力开始一致抬高加工费。

　　人力成本的高企更是让微小企业举步维艰。

　　进入童装市场三年多的本地老板张仁顺抱怨道：“我们的衣服人力成本太高，简单的衣服大概占总成本的30%，厚的、复杂的衣服大概占到40%。”工人要提高加工费，镇上的个体老板面对工人难招、加工厂费用太高的困境。

　　“我一件批发价才23块钱的衣服，成本15块，他加工费就要到七八块，还做什么生意？”张品抱怨说。

　　在成本如此高的情形下，不起眼的纳税额，将直接影响到张品们的利润。

　　张品这样的照章登记者，交税很规矩，两个门面一年24000元左右的税收(国税15000元，地税9000元)。由于不注册不登记，众多微型加工厂，竟然不用按规矩交税。

　　地方政府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微型的加工厂。

　　由于企业分散，为了便于征税，织里镇曾在东西南北各划一条线作为主要征税范围，区域外由于地域遥远，产量小，所以减半或者不征收。而这种税收上的倾斜也使得作坊逐渐从区域内转移到农村。

　　税政的弹性

　　据湖州当地人介绍，八九十年代初期最先征收的是“包干税”，“一个村里面有多少台缝纫机，每台征收20/30元的税，统计完数据之后税务局找村长谈‘你负责帮我收起来，我可以在对你个人征收的时候给以一点优惠’”。

　　“当时对于这种税收的征管随意性也比较大，后来随着机台增加，每年只要指标完成有多征收上来的也让渡一点给税收征管人员作为奖励。”该人士称。

　　在这样的情况下，织里镇政府开始严加管理，其一是加强对工厂的消防检测，其二是税务局开始对加工厂严格征税，不管加工厂门面多大、人数多少，统一规定按缝纫机台数征收，此前一台一年300元，最近刚涨到600元，这是“机头税”叫法的来源。

　　浙江省改革与研究所的相关税政研究者称，这种税可以算定额税的一种，但计征依据并不科学。

　　“我们按照营业税5%的收法，假如一台机器一年创造1万块钱的营业额，那么收600块钱是有点高，这是6%了，但如果这600块把所有的税，像个人所得税、物业费、门口保洁费全包括，那也不算太高。但事实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一台机器一年是不是就1万块钱的收入呢，我们也不知道。”

　　而去年才到织里镇办加工厂的金老板则告诉记者，他拿到过一张大的“完税凭证”，但也对税额本身存疑。

　　“我厂里有七名工人在做，一人一台机器多交300元税，总共就多交2100元了，现在什么东西都贵，涨得莫名其妙的。”

　　收税的随意性被诟病。“对个体户征收的税本来就不太规范，随意性也比较大，调整的空间也最大，这几年涨得特别厉害，120、130到200、300的”，上述湖州本地纺织企业老板说。

　　当地个体户王强发将机器安置到厂房时，曾经向工商局缴纳过一笔500元/台的“落户费”，除此以外，一台机器需要缴纳定额税1400元/年，污水处理费1440元/年，“每年税费一共交17万元左右”，王强发说。

　　王强发说，管理的规范是必要的，但收税的方式和态度却没有跟上。而政府收税的迫切，还在于当地定下的财政收入增加目标。

　　资料显示，2011年8月，湖州市长兴县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奋斗三年，实现财政收入破百亿”。

　　湖州市长兴县一家小型企业老板陈兴认为，财政收入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要从企业纳税获取。然而，“对正规的企业来讲，交税额度变化不大；也许税务局只能着眼未严格纳税收的微小企业”。

　　转型之惑

　　人力密集的“小狗经济”曾经为浙江经济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却带来了社会管理和企业监管的难题。

　　“虽然个体经济早期对浙江发展起了作用，但是这种政府缺乏监管的模式不能培育市场，安全和治安隐患都比较集中”，一位湖州市服装协会的企业家指出。

　　湖州市经委数据显示至2009年底，该市46个块状经济包含各类大小企业(含个体经商户)4.1万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数占1766家，仅占块状经济企业数4.3%。上述企业家，认为政府应当进行产业重组，培育龙头企业，推动“微企业”的科学发展。

　　实际上湖州市经委也曾专门做过研究。该部门调研认为，大多数企业均属于“弱、小、散、差”之列，企业生产以贴牌代生产和相互模仿生产为主，集中在产业链底端。

　　“这种分散、集聚度散而弱的产业发展格局，直接导致了信息、技术、市场等资源难以共享和规模效率低下的状况，使得交易成本提高，利润低。”这份报告指出。

　　湖州市经委还指出，虽然成立了29个行业协会，引领小散企业的发展，但作用发挥有限。德清县的一些“微小企业”甚至表示“是工商局下面搞的协会，不愿意参加”。

　　一位不愿具名的长兴县政府人士认为，政府现在也处在两难的境地。

　　他介绍，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讲，织造、印染厂制造的污水量大，污水处理管网很难接到每一个分散的小家庭和个体工商户，这样治理成本非常大。长兴县政府的未来规划是将这部分“散户”聚焦起来，方便统一治理，将有能力的个体户发展成大企业。

　　“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讲，虽然它们能为长兴县增加财政收入、贡献GDP、解决部分就业问题，但是政府更希望将有能力的个体劳动者能逐步壮大企业，成立正规的‘有限公司’，为地方招商引资，带来更多的大项目”，他说。

　　“但是目前，难度还是很大。”这位长兴县政府官员感慨道。

　　由于土地供应的瓶颈，有百万元以上的投资强度要求，对于个体经营户而言转型门槛较高；同时从个体经营户自身来讲，“一个厂要发展壮大，就必须按章程办事，土地证、资金、销售状况等都有要求，没有个体户那么自由了。”

　　显然，如何将未纳入正常监管的企业科学监管起来，尚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