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陵的尴尬

　　如今这个时代仍处于一个断层之中：人们既不能像以前那样怀着某种朝圣或崇敬的心情来祭拜这些陵墓，又没有完全接受文物保护的理念，从而将它们当作不可触动的文化遗产

　　维舟

　　透过车窗，远远地已能看见远处山脊上细细的长城和山下密林中的琉璃瓦。在乡间小路颠簸了一阵后，小巴车停在一个村庄路口，司机示意我们下车：“你们不是去东陵吗？这就是。”他指指旁边一个树林外的小土坡，很多游人跨过坡上已被踩倒的铁丝网向里走。我们颇感困惑地向里走了两分钟，看到一块下马碑，不远处显出一大片空旷的场地和宫殿般的建筑群，走近一看才知道这就是乾隆的陵寝：裕陵。而我们刚才停车的那个小村子“裕大圈”就是当年内务府看守裕陵人员曾住的地方，村民想来多半都是护陵人的后代。

　　屡经劫难

　　毕竟是皇家陵寝，虽然屡经劫难，清东陵看上去遗迹仍相当恢弘，乾隆的裕陵尤其如此；无论隆恩殿、地宫、东西配殿、哑巴院，基本都保存完好。在清代三百年里，这一片山前山后（称为“前圈”、“后龙”）总共2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皇家禁区，历年派兵把守；为了保护龙脉，甚至还拆除了昌瑞山上戚继光当年所修建的一段长城。当时连陵区的树木、枯枝、土石也严禁民人盗采。乾隆四十二年，马兰关总兵满斗只因砍伐陵区一带840多棵树木，被判斩监候，差点被处决；东陵守护大臣贝子允祁是乾隆帝叔父，因未能发现满斗的违禁活动，坐失察罪，降为镇国公。

　　清亡之后，这一切约束自然不复存在。清帝逊位时民国所订《保护皇室八条》很快沦为具文，1925年起直奉军阀在附近混战，以筹集军饷为名，将陵区数十万棵松柏盗伐一空；当然更出名的是1928年孙殿英盗取地宫一案，事后孙自称是明末死于满清入寇的大将孙承宗后人，其盗陵乃是“报九世仇”，但这或许只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军阀为将自己行为合法化而编造的身世。这一事件给当时的废帝溥仪莫大刺激，成为他倒向日本人、出任伪满洲国元首的重要驱动因素。现在在陵区中你不难听到有人津津乐道于“东陵大盗”的往事，仿佛这成了又一段传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亡后数十年里，东陵被保护得最好的时期倒是1933~1945年日军进占期间。1945年8月日本垂败之际，盗陵之风再起，到第二年就发生附近十多个村子二百人盗陵的大案。盗陵者其实大多是附近村子原本护陵人的后代，固然当时兵荒马乱，缺乏有力的文物保护，但盗陵之风猖獗的根本原因之一只怕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后，这些在陵寝当差的人员彻底断绝了俸饷。其结果，陵区的许多原本禁止开垦的土地变成了玉米地和果树林，而盗陵则是生活困窘者想发横财的最便利方式。

　　尴尬的存在

　　无疑，在它被视为文物和“世界文化遗产”之前的数十年里，东陵只是一个尴尬的存在，甚至没有多少理由存在。今天，一条乡间公路横穿过东陵长长的神道，将之横切为二，神道两侧是弥望的玉米地。在各陵园门外大多摆满了各种当地农民设的小摊位——诸如砸中罐子得奖之类，和东陵的“皇家”称号形成极其鲜明的反差。

　　公平地说，也不止当地人如此：听听导游的解说和陵内的展示，大致也可以看出游客感兴趣的大多都是那些戏说的野史传奇，这与文物和遗产保护的理念显然相去甚远。虽然清代从未使用过编钟，但裕陵隆恩殿内却陈设着一个大型编钟，殿内大块展板上的大部分内容却是一个宾馆“御苑山庄”的介绍、清东陵三日游的旅游路线，以及清东陵左近土特产的广告。裕陵东配殿匾额换成了“京城贡院”——这是一个所谓“皇家科举”的互动旅游项目，参与者可以享受下被皇家御笔钦点的滋味，且无需十年寒窗苦读，报名费仅需100元。而西配殿，则是“祈福纳祥佑子孙”的项目，据说有高僧开光。在定东陵大殿里介绍的慈禧生平，其中有一个泥塑场景介绍的竟是慈禧如何饮用人乳养颜。

　　在慈禧的定东陵外墓碑处，一位导游指着驮碑的基座对身后的游人说：“这是赑屃，俗称王八。”旁边一个看上去是当地人的老头说：“我们满族的习俗说：摸摸赑屃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赑屃背，一辈子不受累；摸摸赑屃腚，一辈子不生病。”后面的游人嬉笑着说：“摸一摸，摸一摸……”只有一位没动手，别人问起，他说：“十三陵那儿我都摸了多少回了。”

　　和朋友说起，他淡然说：“千百年来可不都是如此？汉陵唐陵也不例外。你们这种游客少去一点，风沙掩埋起来没人管，它也就保护好了。”也许吧。如今这个时代仍处于一个断层之中：人们既不能像以前那样怀着某种朝圣或崇敬的心情来祭拜这些陵墓，又还没有完全接受文物保护的理念，从而将它们当作不可触动的文化遗产。很多游客实际上不过是来体验和消费的，对他们来说，这里和一个普通的庙会或大公园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看到一个来自哈尔滨的中年妇女游客，休息时坐在松林下打毛衣。

　　西风残照正是大多数王朝的命运。在裕陵里，有一处摆着金色龙椅的摄影点旁，一个老太太试图说服她的小孙子去坐龙椅拍个照：“去当个皇帝好不好？”那个倔强的小皇帝答：“不好。”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