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中寻见一切风骚

　　云也退

　　19世纪的法国文坛，雨果、波德莱尔、戈蒂耶三人的人生就像三个套在一起的圆，活了61岁的戈蒂耶把波德莱尔的短短一生都见证了，却未及亲见比自己还年长9岁的恩师雨果的盛大葬礼。毫不奇怪，戈蒂耶对雨果的忆评，从亲炙大师之容、摸到那双扭转乾坤的圣手写起，未能突破一代浪漫主义文青组构的拜神框架，但对波德莱尔，戈蒂耶却可以写下堪比伯牙子期的知音之论。

　　我们当然不能单以卒年的先后来解释此一事实，但我们可以说，受雨果指引的戈蒂耶毕竟具备更多锐气，他把老师并不自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热忱给明确化了。雨果擅长写有煽动性的故事，用浪漫主义去解脱民众的精神桎梏，目标直指民主共和。开好了这个头后，他便安心地享用由此带来的物质和名声收益；但是，到戈蒂耶，雨果小说所鼓噪的自由意志和热情便被析离出来，成为独立自足的目的。无疑，他在《恶之花》以及那些沙龙文论中，惊喜地发现了波德莱尔，这个和他精神气质如出一辙的巴黎浪荡子完美地融进第二帝国醉生梦死的迷障之中，一遍遍重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信条。

　　所谓第一代浪漫主义和第二代浪漫主义的区分正在此处。写《悲惨世界》的雨果把乐观主义推向了极致，他坚信浪漫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一回事，为未来的共和而生，波德莱尔却声称：“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它要是以民主为基调，都是荒谬的，虚弱的。”他的名字叫悲观，他滞留在那些让人痛苦的景观里，沉湎其中不能自拔，但是，他提示读者去欣赏这苦、这脏、这腐朽、疯狂乃至罪恶。他在早期诗作里反复流露出女人是傀儡，是壁龛里摆着的罪像或色情模特，但同时，他又剥掉男性欲望的外衣，在同时代人沉浸于“理性主义”或“罗曼司”的时刻，揭示了城市人苦涩的孤独和精神上的茕茕孑立；穷人、疯子、堕落者、衰老者、中邪的人，他们在季节递嬗、昼夜变化时凝固在城市的忧伤和存在的冷冽之中，观者的意识渐渐渗透进了画面里满溢的神秘，又被波德莱尔的笔锋带到了房间、屋顶、破损的窗户、烟囱之类沉默的景象之上。

　　欣赏《恶之花》并不容易，你的头脑若是匆忙抵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结论，便落了“文以载道”的窠臼，失掉了自身作为行艺术者必要的控制力。波德莱尔的美学观，诉求的是极度丰满的想象力，对线性发展观的否定，自我意识的吸聚，甚至还有一些酒神精神。你沉浸在一种品味状态之中，必不能博爱地去照拂社会与民族的未来。T. S. 艾略特说，波德莱尔“为自己研察一切”。

　　“如果说……他的艺术花束……其花萼不是包含着欢乐，而是浸透着苦泪和毒液，那么他会答道：他只在黑土中种一些这样的‘花’，其根茎叶蕊饱浸着腐败的汁液，就像墓地的土壤以四周的毒氛分解上一世纪的尸体一样。”没有比《回忆波德莱尔》中的这几句话更精确地梗概了“恶之花”的涵义，戈蒂耶既清楚又认同波德莱尔的美学旨趣，对他来说，写诗是做减法，排除那些不属于诗的关怀，把热情完全贯注在自身的感受和欲望之中。这也是19世纪艺术家的职责，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不只是所谓“进步”的躬逢者，更是一个文明步入老境时的来客；美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阿·德·缪塞也是第二代浪漫派的主将，当他写下沉郁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咂摸这一过熟的时代迟暮的味道时，波德莱尔已经兴奋异常了，对他来说，第二帝国的奢靡、病态和情色，已给新型美学之产生铺设了温床。

　　编定英译本《回忆波德莱尔》一书的盖伊·桑说，“戈蒂耶对波德莱尔有深切的了解。他的耳朵里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节奏感；他热烈的、罗曼蒂克的想象力，使他特别善于理解波德莱尔思想和诗韵中最细微的部分。”这种灵魂上的熨帖，透过陈圣生足以传世的中译文漫射光华，让你常常分不清哪些是波德莱尔的见解，哪些又是戈蒂耶自己的判断。非但戈蒂耶吃透了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反评戈蒂耶的文字也同样激荡着同道中人才有的赤诚和平等感。例如，波德莱尔针对1835年戈蒂耶的小说《莫班小姐》评道：这本小说很大一部分属于“美”而不是真，“不是表现社会风习，也不是表现一个时代的全部激情，而是表现一种唯一的、特殊的、普遍的、永恒的热情。”印象中，只是在萨特针对加缪《局外人》的书评里我才看到过类似的评价，评论者努力解释小说家怎样图示了自己一直周旋于心的思想，把酒逢知己时汹涌的欢欣掩盖在冷静克制的措辞之下。

　　“男男女女自出世便知，在恶之中可以寻见一切风骚”，波德莱尔在他的一则日记里写道。他相信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被诅咒的：五岁丧父，之后遭到继父的排斥，十九岁就染上梅毒，二十三岁时，他的遗产被法庭剥夺，他由此确信，神的旨意便要他投入撒旦的怀抱，跟欲望滚打在一起，去恶中得取风骚。这条路离经叛道，凶险异常，幸有像戈蒂耶、巴尔扎克、福楼拜这样识货的友人，用文字延续并纪念了波德莱尔的风骚。后来大批评家圣伯甫赞戈蒂耶的一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波德莱尔：“自从有了戈蒂耶，法语中便再也不存在‘不可表达’这个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