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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李 迩

　　杭州“车改”

　　昨日《深圳商报》报道，从2009年起，杭州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公车改革。经过两年多时间，市政府的公车数量从1200辆缩减到400辆左右，总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发放“车贴”成为公车改革的出口，普通公务员至局级公务员分为300元到2600元9个档次。

　　虽不完美但值得推广

　　张冰歌：“杭州车改”虽然未能触碰问题的核心，但至少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公车数量少了，二是公务交通费用支出少了。进一步说，通过“车改”，纳税人的钱是少浪费了，车轮腐败的空间是缩小了。基于此，“杭州车改”意义并不完全在它的效果上，而在于先“改”起来了。

　　公车改革是一场公权“革命”，事关公务员的切身利益问题，也就是网友们所说的，让坐公车的人搞“车改”，这本身就是一种“阵痛”，改革之难是可以想像的。其实，任何一样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可以肯定，既然开始改了，就比不改好，走一步总比原地不动好。改，肯定有不完善、不完美，如果不改，“公车痼疾”将永远打破不了。

　　中国的事常常是这样：一件该改的事如果不改，会有很多人呼吁要改，一旦真改了，质疑的人往往比呼吁要改的人还多。是否应提倡一种建设精神、务实精神、实践精神？让改革者继续前行，设计出一个更符合实际、更能平衡各方利益、更便于操作的方案来？从这个意义来说，先“改”起来就是好事。

　　2600元的“车贴”有点高

　　北方：面对300元到2600元不等的公务员“车贴”，我们还是不免有些纠结，公车消费本来就有浪费，现在发放定额车贴实际上是将一些浪费合法化，公权变成了特权，特权又被“赎买”成了私产，其间体现出来的多重不公，让人很是疑惑。

　　其一，从普通公务员300元到正局级2600元，跨度未免太大。其二，正局级每月的2600元车贴，让老百姓生畏。2600元，是杭州最新调整之后的最低工资标准1310元的两倍。也就是说，一个正局级的公务员，仅其车贴一项，就比杭州绝大多数普遍城镇职工的工资要多。置于全国范围内来看，每月的2600元正局级公务员“车贴”，也超过了绝大多数省份的居民平均月收入。

　　当然，公车改革是一个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不是说杭州不可以对被取消了公车使用权的公务员发“车贴”，但相对于普通老百姓每月60到90元的出行成本，300到2600元的“车贴”，未免太多了一些！

　　“艾滋病”成“免罪牌”

　　昨日《广州日报》报道，日前东莞凤岗镇官井头村两名嫌疑人贩毒时被治安巡逻人员当场抓获；民警赶到现场后将其中一人释放，只因其疑似患有艾滋病、肺结核。警方称“抓了去监狱也不要”，只能放了他。

　　“艾滋免罪”后患无穷

　　陈国琴：当艾滋病患者在违法犯罪后，仍能大摇大摆地逍遥法外，这不仅是对法律尊严的极大亵渎，更是对社会和谐环境的极大破坏。当艾滋病患者可以凌驾于法律之外，根本不受法律约束时，公众的安全何处安放呢？

　　近年来，艾滋病患病率逐年升高，而且，艾滋病患者违法犯罪的问题也是屡见不鲜，加强对艾滋病人违法犯罪的管理，无疑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不可否认，无论是成立艾滋病人监区，还是日常性的管理，都需要大量投入，然而，这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当应本着对社会、对公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尽快弥补法律“短板”，切莫让“艾滋病”频频成为“免罪牌”。

　　即抓即放暴露出执法无担当

　　贺成：民警的做法肯定欠妥。首先，对艾滋病的判断，不是一个警察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凭着“疑似”感觉将其释放，未免过于草率；其次，对于一个犯罪主体基本属实的人，警察无权即抓即放；最后，艾滋病人再特殊，也只是享受医疗政策方面的优惠，在法律面前还是平等的，并没有被豁免的权利。

　　无论是从贩毒角度说，还是从艾滋病角度论，对社会的危害都是不可低估的，都应及时控制，妥善处理——这不仅是对犯人或者病人的交代，更是对社会公众安全的负责。这种即抓即放的做法，显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执法担当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