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江苏发展型政府模式对中国有重大启示

　　牛智敬 王培霖

　　第一财经日报：苏商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政商关系比较和谐、良性，您看来这是如何形成的，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启示意义？

　　刘志彪：强势政府，是江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政府力量大，集聚资源多，发展任务重，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政府”。其主要目标既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政府交予的发展和繁荣任务，也是为了民众福利。其方法和手段不外乎是通过控制经济资源，特别是控制人事，来控制经济运行；其运作和实现途径是通过市场，而不是否定市场。

　　在这种格局下，江苏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政商关系。既不是相互勾结的关系，也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不是俘获被俘获的关系。而是像兄弟、像朋友，政府为企业创造发展环境，直接指挥干预比较少。当然，“被俘获”型的腐败不是没有，但不是主流。

　　良性政商关系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一方面，历史上作为政府一方要充分考虑江浙“鱼米之乡”及其对全国的贡献，要充分安抚当地商人，更不可能采取“竭泽而渔”手段；另一方面，苏商往往喜欢搞实业，往往是坐地商，“资产的专用性”和“不可移动性”决定了其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得罪政府。加上江苏人历来重视子女教育，文化底蕴深厚，这种社会氛围可以使各利益方理性探讨，适度妥协，形成互动。

　　钱志新：从政府角度来说，很多干部是企业出身、基层出身，懂企业，对企业有感情、愿意服务，此外干部普遍学历比较高，江苏每年送大量干部到国外培训，这个已经做了十年以上。另外，外资多，也给江苏带来了文化上的提升。你看昆山人讲话都国际化了，很多干部水平非常高，教授都讲不过他。当然不好的情况也有，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

　　近几年江苏发展比较快，政府的规划引领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主要是沿江开发、新兴产业规划和外向型经济规划。2003年之后，国外的重化工业向中国转移，江苏确立沿江八市开发，为承接转移腾出了土地空间。新兴产业方面，确立了无锡物联网和新能源、苏州纳米科技、泰州医药业三大基地，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日报：现在普遍反映实业越来越难做、经营环境比较差，这方面苏商的感受应该也比较深刻。

　　钱志新：实业经营环境差，政府有责任。现在企业税负太高了，增值税太高，而且重复征税现象也不少。多个税加起来，确实很厉害。

　　刘志彪：实业难做跟我国总体上经济结构的畸形有关。做实业的利润太低，而做投机性的、泡沫化的生意利润太高，一方面压制了实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鼓励了投机活动。一些苏商现在也“Hold”不住了，也纷纷去搞房地产、金融化投资等。这个倾向危险。

　　日报：如何看待苏商未来的发展？

　　刘志彪：发展型政府对企业来说并非完全有利。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功能过于强大会抑制企业的创造力，影响其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未来，随着政府定位逐渐转向服务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提供、环保、社会服务等领域，苏商的发展空间将会更加广阔，创新能力将会充分发挥，因而也将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