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不该救欧洲

　　■CUBN记者 孙先锋 北京报道

　　这是一个棘手的事情。

　　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欧洲已经盯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款”——中国，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连年丰余，且坐拥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欧洲向中国的‘求欢’正朝着一个新的、也更为热切的层面演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对《中国联合商报》表示。

　　进入11月份，欧洲人的这种想法已付出了实际的行动。10月最后两天敲定的欧元区纾困基金扩容之后，该负责人克劳斯?雷格林(Klaus Regling)就连搭机飞赴北京，谋求中国的支持。就在雷格林到北京的前脚，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还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话，以争取中方的支持。

　　“借点钱给吧，帮我们渡过眼下的难关？”在欧洲国家领导人中法国总统的这种想法最明显。不过，中国的立场至今还不明朗。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既没有对此做出实质承诺，也没有排除其可能。

　　但中国救欧洲该与不该？在时下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市民和出租车司机，反对的声音占了主流。

　　“我们国家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有的贫困地区小学生连就读的生活费都没着落。”在北京通州区家乐福超市排长队等待购买打折鸡蛋的王大爷向本报记者叨唠道。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是地道北京人，喜欢在各大超市寻找打折的商品，有时为了买到打折的鸡蛋他宁愿排两小时的队，省下来的钱他却有更大的用途，“捡打折的买，一个月也能省下二三百的生活费，我就把这省下来的钱都捐给贫困小学生。”王大爷说。

　　在王大爷看来，帮助有困难的的人是一种美德，但对欧洲的救助他很不情愿，“让穷人接济富人，有悖基本的公平。”在他的记忆里至今仍留有父辈们讲述八国联军途经通州，洗劫北京城的惨象。

　　与王大爷的沧桑不同，北京的哥刘先生却实现得多了，“救发达国家，还不如给我们这些辛苦出租司机多一点补助，油价这么高，跑一天的车只落个百八十的糊口钱。”

　　在本报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是，无论从人均收入、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哪个角度看，欧洲人的生活都比中国人优裕很多。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同属谨慎的经济学家余永定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要清楚，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一个强大的欧洲总是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余永定表示，同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一个财政稳健、繁荣兴旺的欧洲肯定符合中国的利益。当然，他也指出，像中国这样坐拥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是有能力提供援助的，但即便是愿意出手相助，中国并不是无条件的。

　　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大连世界经济论坛(WEF)上所指出的那样，欧盟(EU)必须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欧元区各国和各党派彼此就如何推进纾困方案争吵不休之际，中国怎么可能支持那些匆忙拼凑而成的纾困方案呢？

　　事实证明，中国对美元的信心是错误的，它承担不起再犯同样错误的代价。余永定认为，近来欧洲扩大纾困基金规模的协议被视为积极之举，但通过部分担保以“杠杆化”欧洲稳定安排的想法则无法让人放心。这远非EFSF债券的初衷。

　　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用中国的钱为欧盟国家纾困让中国人很难接受。中国的数千万老年人会要求知道：在他们自己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养老体系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援助富裕的欧洲人、让他们早日退休？与累积了巨额外债的美国不同，欧元区整体的外部负债状况比较健康。

　　“这意味着，只要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乐意出钱，欧元区国家就能够用自己的资金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余永定表示，那么我们中国人将会质问――如果德国人不愿意掏更多的钱，中国又何必操这份心？

　　“话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袖手旁观。”余永定说，正如中国已经做过的那样，中国将乐于以一种有分寸的方式投资于EFSF债券。如果说欧元区债券应该发行，那么中国也应该投资。就针对欧洲主权债券的任何重大投资而言，安全都是关键，这意味着需要百分百的担保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介入。

　　此外，余永定认为，还有许多方式可以让中国在不承担主权债务风险的情况下提供援助。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可以购买欧洲财务稳健的非金融及金融企业的股票。甚至中国企业可以向欧元区经济注入数十亿欧元的定向直接投资。

　　同时，中国还可以提供间接援助。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人民币对欧元升值，给予欧洲企业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这当然需要欧洲方面也有所回报。”余永定指出，通过贸易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欧元区经常账户情况得到改善，将解放欧洲内部的资金，从而使更多的储蓄流向各国政府。

　　除此之外，余永定还建议，中国应继续与单个欧洲国家开展双边合作，但中国政府应该与欧元区集体（而非单个国家）谈判金融纾困方案。否则，由于各国对中国举措的态度肯定会有所不同，这可能导致欧洲内部出现不和。

　　要清楚，中国不应给外界留下利用他人不幸牟利的印象。但对中国政府而言，金融决策应建立在金融考量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国的帮助未能达到欧洲的预期，切勿出言责备。中国从未说过它能够将你们从债务泥潭中解救出来，且如果仅凭中国的力量，我们是不会这么做的。”余永定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