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江浙沪企业家“众生相”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何万篷

　　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上海的排名是全国倒数第二，增速为8.3%。之前，上海决策层曾经坚持的“两个确保”：确保两位数增长，确保比全国平均速度高2个百分点，连续16年都做到了。但是从2006年以来，上海的“两个确保”一个都保不住了。

　　现在，上海的情况有些尴尬，企业家就地趴下，按兵不动。尽管有关领导一再呼吁希望上海的企业家和官员们鼓舞干劲、斗志昂扬，但效果有限。

　　浙江的经济增速是9.5%，比全国平均值高一点。在这个数字背后更多的是企业跑路的情况，像《红楼梦》里所说，“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虽然此话形容整个浙江省有点过，但在局部还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唯独江苏省还是高歌猛进，为11.2%。

　　一个地方的GDP可约等于经济活动的绩效、企业和企业家活动的绩效，两省一市的经济增速和当地企业家的活动也密不可分，为此可以分析三地企业家的总体性格。

　　浙江企业家辉煌了30年、迷失了3年，正在进行第三次创业；江苏的企业家不赶前不赶后，随着大流往前走；上海企业家最大的特点是“夜里想到千条路，早起依然卖豆腐”，从2006年到今天变化不大。

　　浙江企业家，喜欢或是恼怒，个人情绪会比较鲜明，包括最近的马云也是如此。实际上，马云代表了第三代创业的浙江企业家特点。浙江企业家把商品作为信仰，由商品逐渐转向资本，将资本金融作为商品，由商品经济走向了资本经济。

　　上海企业家则正由专业主义走向要素主义，江苏企业家则由产品主义转向品牌主义，所以这两省一市中，浙江和上海存在去产业化现象，而江苏企业家则是朝着产品-品牌-集群的方向一口气走下去。

　　两省一市的企业家脑子都很好，但是在语速上就显现有差别：上海企业家和江苏企业家语速都很快，浙江企业家语速很慢，但是浙江企业家的反应超快，仅仅掌握20%的信息，就有可能做出200%的决策。

　　而上海企业家可能看到了、悟到了，却缺乏行动；江苏企业家也一样，一慢、二看、三通过。

　　比如对待诚信问题，浙江企业家把诚信作为道具；江苏企业家诚信是他的初始设置；上海的企业家把诚信作为一个工具，他反反复复地在整个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拿着个游标卡尺来衡量有没有达到诚信。

　　再如文化，很奇怪，浙江企业家说自己没有文化，英雄不问出处，只问出路。而江苏企业家有文化但不讲文化。

　　从对某些特定地域的态度来看：江浙沪对北京都很敬重；对上海，江苏企业家更多是敬畏，浙江企业家是敬而不畏；浙江企业家基本上忘记杭州了，江苏企业家对南京依然给它十足的礼遇。

　　更加有意思的是上海的企业，上海企业家骂起浙江企业家非常来劲，但是骂归骂，还是比较服帖的；而对江苏企业家，可能既不骂，也不表扬。

　　还有一个特点，浙江企业家只研究对手，不研究自己，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看到别的企业家崛起了，不管自己有没有条件，削尖了脑袋去学习、追赶，结果资金链出现了紧张，或者是后续乏力。

　　江苏企业家只研究自己：有多大能耐、有多少资源，做能做的事情，却不怎么研究对手；上海企业家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手都要研究。

　　浙江企业家到了哪里都依然是浙商；这与江苏不同，苏商到了哪里就变成那里的商人了；上海的情况又不同，上海本地不怎么出企业家，但是不管哪里的企业家到了上海都变成了新沪商。

　　大家可能会问，浙商到了上海再出去是什么商？这就更有趣了。浙商到了上海，需要展现成长性的时候，他自认是浙商；需要展现规范性的时候，他说是沪商——总之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投其所好。

　　企业的成功，往往是“命”和“运”结合的结果。这个“命”指客观的规律、趋势。这个“运”指主观的战略、战术。“命”和“运”有时叠合，有时错位。企业家的任务，就是挖掘“命”的确定性，利用“运”的能动性。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企业家的内在禀赋（“运”），当和外部的环境（“命”）发生了某种耦合，导致了2008年以来整个江浙沪两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浙江省原地踏步，上海横盘整理，江苏则有所长进。

　　本报记者 杨晶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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