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立：货币政策调整应该以史为鉴

　　尹中立(社科院金融专家)

　　央行16日发布了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表示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

　　不要轻易放松货币政策

　　物价的回稳使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微调”的预期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提出了 “2009年重新再来”的口号。不仅如此，国际上希望中国放松货币政策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希望中国再次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但笔者认为，通过放松货币政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必须慎重。

　　我们还是看看历史的教训吧。2008年11月份开始，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决定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最初的估计，2009年的信贷总量应该在5万亿多一点，结果却是前6个月信贷总量就超过了7万亿，全年的实际信贷总量超过了11万亿(统计口径是9.5万亿，还有2万多亿在银行表外账户)。“适度宽松”变成了“极度宽松”。

　　为什么中央的“适度宽松”演变成了事实上的“极度宽松”？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而银行缺乏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强烈的投资冲动不仅来自做出政绩的需要，其中很大的动力来自寻租的需要。按照现在的政府控制体系，地方人大对本级财政有预算控制的权力，但事实上这种控制权力没有落到实处，地方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设立“融资平台”到银行贷款，而这些贷款很多都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担保，成为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有些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超过了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倍，财政预算的功能基本上是虚设的。

　　如果只是地方政府有投资冲动的话，事情还不至于搞糟，因为投资需要资金，只要银行有风险控制能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不会出太大的娄子。而现实的情况是，银行并没有真正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机构，按照当年朱镕基总理的说法，银行给地方政府不负责任地放款“至少是被迫加自愿”。对于银行的负责人而言，多放贷款可以增加自己的奖金，而他们对信贷的风险不负任何责任。

　　强烈的投资冲动和预算软约束成为地方政府现状的真实写照，而商业银行由于股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还没有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商业银行是政府的附属物。在此实际背景下，控制和引导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成为中央政府永恒的主题。这里的所谓“控制”主要就是对于货币与信贷的控制，保持信贷与货币的合理增长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底线。

　　“信贷规模”符合国情

　　1992年的信贷与投资的扩张，导致了1993年、1994年的物价飞涨和经济过热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当时的房地产投资过热，直接导致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和上万亿的银行不良贷款。到1998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达到了28%。之后，中央政府总结了这些教训，牢牢把握住了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不突破。即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搞了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对于货币与信贷一直采取了“稳健”的方略，避免了经济大的波动，这是成功的经验。

　　那么，如何确保货币与信贷的合理增长？这里涉及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到底要不要“信贷规模”？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中，该工具经过了几次波折，几年前把这个工具当作计划经济的“遗留”给废除了，之后又被请回来，但人民银行似乎对这个工具的使用多少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事实上在采用，但又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采取“电话提醒”和“窗口指导”的方式进行。

　　有人认为应该废除这个 “信贷规模”，理由是这种直接调控的有效性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要传导，直接调控，会使得货币政策显得十分僵化，缺乏灵活性，没有回旋的余地。此外，这种“一刀切”使得很多有效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我们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而这部分需求没被满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贷款规模受到了人为限制……有损于整个金融体系，也有损于实体经济”。

　　而笔者认为，这些理由放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是成立的，但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不仅有企业，而且有地方政府及政府控制的企业，他们的行为并不都会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用纯粹的市场经济手段调控是不会有效的。因此，必要给“信贷规模”贴上“行政手段”的标签而弃之。

　　压缩投资才能抑高利贷

　　当前，希望放松货币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理由是市场利率高企，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出现困难，有些地方还出现高利贷热潮。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民间的高利贷行为，出现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2009年前后的宽松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投资出现井喷，而投资井喷之后又倒逼信贷的进一步增加；如果信贷扩张不能赶上投资的扩张速度，则资金必然紧张。因此，要解决民间高利贷现象，只有一条路——压缩投资。

　　1993年6月份开始的宏观调控后，也出现过类似的高利贷、乱集资、炒资金、银行乱拆借资金等现象，当时的应对手段就是坚决控制不合理的投资项目，尤其是压缩房地产投资。当然，代价是高昂的，出现了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海南发展银行倒闭、中农信倒闭等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一系列麻烦事，政府为这些机构的清理整顿至少花费了2万亿的资金，正是这些高昂的代价，使中央政府一直死守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即使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仍然没敢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总之，面对国内外的市场和舆论的压力，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守住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切不可再蹈2009年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