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村庄静悄悄

　　十年前人们担忧入世将冲击中国小农经济的组织形态；许多农牧村庄却随之发生潜在的再组织过程。类似的组织同样在应对城市化和基层民主问题，入世并不是农村变革的全部压力来源。

　　 本报记者 衣鹏 北京报道

　　 11月8日晚7点，北京三环上一辆车贴着另一辆车。路旁的一家快捷酒店边，中国20多位“农民CEO”吃完了饭，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心得。木质大圆桌围了两三层人，餐布上一杯水也没有。粗略估算，他们经营着数万平方米的耕地和牧场。

　　 一位记者站起身问：十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农产品进口关税逐步下降，市场竞争更激烈，这是你们开始联合经营的原因吗？

　　 现场没人做声。

　　 十年前，中央政府在减税清单上一再推敲，国务院总理过问每一个数据的谈判，并提交由政治局常委们集体决议。紧张情绪一度蔓延——外经贸部的一个课题组提到了最坏的可能：在入世和农产品进口关税下降后，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有可能丧失许多农牧产品的“主权”。

　　 在后来的十年里，中国的肉类进口已减税20%-30%；主要粮食作物关税减让约16%-18%。经济界将其预判为一场规模农业产业发起的挤出潮流。然而，在中国的村庄里，回应只在静静地发生。

　　 那天的饭后夜谈中，内蒙古人曹国利嗓门最大，脸很容易涨红。曹小学肄业，他多次提到的一个困境——资本运营。在赤峰市周围，资本早已是显要话题。在他经营的牧场旁，私人煤矿正在镇上四处开花。而他的合作社一直缺钱。

　　 曹国利来自克什克腾旗经棚镇永胜村，周边居民世代牧羊，似乎有吃不完的草。曹的祖辈按户经营，羊群长出膘后，被赶上贸易贩子的卡车，沿着一条公路，摇摇晃晃到达赤峰市的屠宰场。后面的事情与牧民再无关系。

　　 过去十年，羊肉产量世界第一的中国，逐渐转为羊肉净进口国，国内羊肉零售价格上涨近5倍。同时，玉米等饲料价格上涨，草原养殖周期变长。大多数收益并没有进入曹国利们的口袋。

　　 入世以前，国内羊肉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约50％，其他肉类价格也低于国际市场。目前中国羊肉进口额已超过出口额60%，亦在2010年成为牛肉净进口国。羊肉主要进口来自澳洲和新西兰。肉品经过超低温冷藏，漂洋过海到达餐厅的案板上。

　　 曹国利等人从2006年开始以8000元或20只羊为一股的方式成立农牧专业合作社，一只羊值400元股本。最初一年吸收178户会员，吸纳股金达228.6万元。

　　 合作社最初在民政局注册，2007年《农村专业合作社法》生效后，即向当地工商局登记注册，这一组织形态在当时流行一时，被认为是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之举。

　　 但现实中则问题不断。曹国利说，最难的是让任何一家农户真正出钱，一部分肉羊入股仍由所有者圈养难以实际控制，看上去是股份合作，实际上合作社没有自己的资产。最艰难的时候，曹曾笑称合作社唯一的共同资产，是一块写上了名字的木牌。

　　 目前合作社4年来发展近600户会员，年出栏6万余肉羊，遍布3000多平方米。实际经营和技术推广均难以掌控。曹国利们的主要工作是统一饲养加快生长期，以高于市场价1元左右统一收购部分肉羊，并研究节省草料的技术。

　　 但一切并不由自己决定。内蒙古是中国主要的羊肉出口地，产品以较低价销往港澳和中东。当地少有人清楚国际价格如何传导。也并不知道在美国中部有一个期货市场，大型集团在角逐利空，并没有多少肉羊真正在那个大厅里交割，但它影响整个世界市场的价格。

　　 肉羊长成后，部分将由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有了自己的运输队伍后，曹国利们比祖辈走远几十公里。依照惯例，肉羊会还要经由农业专员发放入市许可，检疫部门在白花花的肉皮上盖上章。2010年合作社每户净收入增长约2100元。仍低于羊肉市场价格增幅。

　　 十年前研究者普遍认为，入世会刺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对农村就业和收入产生某些负面影响。其中，价格会成为一种显性的变量。

　　 赤峰西城的批发市场上，羊肉价格每天都上下波动，近两年几乎每周都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在肉羊养殖之外，曹国利们又逐渐成立蔬菜合作社、金融互助社等机构。但合作社始终缺少独立资产，曹国利始终担心只要自己不干，就没人能承接下去。

　　 白菜资本

　　 相比曹国利的困惑，名牌农业大学毕业的王殿纯并不好多少。这位30多岁的总干事经营的160多亩地出产胶州大白菜，中国唯一以产地命名的白菜。进出口需求似乎不是问题。他却依然习惯性焦虑，不停地挠头发。

　　 他兼职的合作社理事长人称荆所长，在当地白菜研究所培植过十几个白菜品种，有的在中部发芽，有的在西北。

　　 王殿纯手里保存着一张2005年的《21世纪经济报道》，有一篇报道名叫《中韩泡菜风波》。那一年，王和荆还在研究机构盯着白菜的种芽。胶州半岛的农民自发组织了反外资企业潮。在山东青岛，尤其是胶州，韩国日本的泡菜企业不计其数。

　　 荆所长出生在一个叫安家沟的地方。安家沟地下冒矿泉水，土质也盛产白菜。以安家沟涉及的五个行政村为例，韩国泡菜企业往往在投产前与单一农户签订合同，承诺在收成后以某一个额定的保护价收购。

　　 那一年，一些中国厂商销往韩国的泡菜被检验出细菌超标，国内企业需求减少，白菜市价跌落，韩国企业希望缩减收购成本。这些企业掌握专业检验器材，许多农户的白菜被检测为不合格，不能执行保护价，而要执行市场价，有的最终烂在菜地里。

　　 荆记忆中，最早的一批韩国企业在1998年左右成立，2004年左右又有更多外资公司设立。此后数年，几乎每到收成季节都要爆发产销双方的矛盾。“一旦他们发现市场价更低，就会有理由不执行保护价。”

　　 资本面对的谈判对象大多是一户三亩地的规模，一般意义上说，议价总会成为人们担忧的环节。

　　 荆所长在胶州大白菜协会做副会长，这个协会下的白菜叫做胶州大白菜。中国社团管理条例禁止同业竞争，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只能存在一个协会。更多菜农并没有联合的传统，所以白菜的采购合约从来没有订金。

　　 荆所长去年冬天一直在安家沟奔忙，一家一户与人谈判。用他的话说，核心叫做土地流转。实际上，安家沟的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在外打工。荆认为村委会无法取得人们信任，他用了一个多月就谈完了100多亩地。

　　 村民们同意土地交荆管理，就能直接获得一年2000元/亩的租金，如果参与劳作则增加到4000元/亩，超出一般收成时一倍多。

　　 荆和王决意和泡菜厂再无瓜葛。现在，他们试图成立自己的品牌。他随身携带着资本运作类的畅销书，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作下记号。

　　 试验去年冬天已经开始，安家沟有一千多棵8-10斤的白菜，被打包进闪闪发光的硬纸盒里，成为冬季礼品，价格比市场销售的同等品种高出数倍。

　　 在胶州，外国资本倒逼本地农地合作成为趋势。荆和王自称引领了潮流，但新的入场者则资本雄厚。在安家沟以外的地方，当地政府、青岛市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五星酒店也开始劝募自己的白菜种植地。

　　 市场正带来更多暇想。荆所长准备到别的村继续增加土地资本。他到北京第二天，一位居委会主任跑进房间，希望今冬能为小区预订几卡车的白菜。

　　 保卫粮食安全

　　 座谈中李凤祥并不在场，他在等待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他的搭档杨守宝对记者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安全在从事粮食信托。杨守宝敞着皮衣，侃侃而谈，面对媒体驾轻就熟。

　　 他们来自吉林，中国排名前列的粮食产地。当地一大批国有农场里，人们从十年多前承包超过自己份额的土地。许多农场承包者希望拥有更多的定价权，因此出现内部联合。

　　 李凤祥的组织和业务都不复杂，一块是粮食信托，他得合作社会员大多是玉米产户，在收成后将粮食仓储在合作社，获得信托资金，在玉米价格升高时，再行卖出。另一部分是资金互助业务，合作社共有50多万元股本金，通过信托融资，三年来已累计发放借款200余万。

　　 李凤祥的资金互助业务，目前并没有获得牌照。而事实上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本意是通过互助社担保，便于农户向银行融资。但现实中，大部分互助社只能靠社员间融资。粮食信托则可以作为抵押物，获得银行机构的贷款。

　　 统一的生产资料购买也是合作社的主要业务，100多户会员的90%农具和化肥由其统一购置。

　　 尽管合作仍然囿于较小的规模。李凤祥们一旦遇见参观者，就会重复国家安全一词。这在中国农贸行业，一直是个热门词汇。

　　 入世前中国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包括粮、棉、油、种子开发生产等。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包括稀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的养殖种植、转基因植物种子生产开发等。依照入世承诺，中国在2006年年底前逐步放开了这些领域。

　　 也有人建议，在关税不能设限后，应该通过农村合作社推动新的技术标准，以技术手段阻止外国产品份额，并称之为通行做法。

　　 李凤祥们清醒地认为，贸易就是一种“定价权战争”。他们统一购买的生产资料中，仍有许多应用外资技术。但新闻报道称，下游的大型外资采购商已感受到上游组织化的压力。

　　 三农体制洼地

　　 杨年斌是在场最大的合作组织的总干事。他的家乡湖北省，被中国专家预测为受入世影响较大的省份。十年前当地社科院报告预计，湖北的种植业生产将相对萎缩。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将会减少。企业也将面临更严峻的竞争。

　　 杨年斌家住湖北建始县河水坪地区，位于几个山坳间。他曾是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三年前创设的农民协会，已覆盖6个行政村的1600多户人家。

　　 目前，农协核心业务是生产资料的零利润直销店和农业技术推广供，据称农具和化肥等价格较市价降低7%-10%。但在金融业务方面，受政策限制仍然难有较大进展。

　　 已入会农户占行政村总农户数60%以上，通过选举81位会员代表，再选举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组织设立了十项制度文本，涉及议事、实体、罢免、财务、分配等诸多环节。

　　 尽管湖北良田绕湖，却与整个中国的特性类似，由于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环节薄弱，使之同时成为原料供应地和深加工产品输入地。

　　 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说，中国对中西部的三农投入仍然偏少，尤其在基础设施上存在不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跟踪数十年的研究结论则是，因为政出多门，中间环节繁杂，三农资金通过乡镇按户下达，无法促进农民的资本联合。

　　 就像历史学家总提到的“挑战—回应”模式，加入世贸之后，中国政府在过渡政策到期前，取消了农业税。每年有上万亿的三农资金从中央和省一级，拨付到县市，再由乡镇一级设有功能性的单位对口农户。

　　 河水坪提出的理想组织形态。类似日本进行产供销和金融合作的农协。日本法律规定，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资金可以直接进入农村协会和合作社之中。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有别于欧美大工业合作化的亚细亚发展路径。

　　 北京一家NGO“农合之家”帮助建始县暂停了乡镇一级部分三农职能单位的职能。一位推动者记得，这最初得益于当时湖北省委高层的口头允可。

　　 当晚人们交换了一系列故事。现实中杨年斌每月拿2000元工资，75%由一家基金会资助。其他CEO也有许多仍靠NGO资助。依照合作社的制度设计，理事长代表会员股东，总干事可以高薪聘请。

　　 他们的行为并非一味的追求经济收入，类似的组织同样在应对城市化和基层民主问题，入世并不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全部压力来源。

　　 听到记者对WTO的提问，他们中有人迟疑、有人摇了摇头。一位授课者提醒说，他们很难把自己的经历和宏大背景联系起来，但变化已经真实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