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缺课的板子应打在过度行政化身上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11月1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发文称，几天前他去上课时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后来得知有35名学生被团委安排去为梁朝伟的到访维护秩序。张庆熊教授对此十分愤怒，斥责团委分不清楚教学科研是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是第一位。

　　仅就复旦大学团委组织部分学生为梁朝伟到访维护秩序而言，我认为不能完全怪人家复旦大学。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大中小型活动，甚至不惜牺牲学生正常上课时间，这在教育界已是屡见不鲜。无论是幼儿园还是中小学，公众时时可以看到：一有大的活动来临，“牺牲”的往往是学生的上课时间，常有媒体报道某某学校让学生们在凛冽的寒风中苦等领导莅临检查；某某大型活动一来，政府部门即抽调学生“出公差”；有大的庆祝活动之时，就布置和抽调学生充当“观众”……

　　从幼儿园、中小学早已通行成规则的“东西”，到了大学就能“免俗”吗？

　　类似的“奉旨缺课”的情况，在大学还少吗？某某大学的校庆活动，就抽调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集体操和文娱活动的“彩排”，牺牲的是大量学生的上课时间，也是本应坐在课堂学习知识的时间。但类似的“校庆”也好，“迎宾”、“捧星”行动也好，之所以没有像此次复旦大学的事件这么“火”，只是少了一个“认真”和“执着”的老教授。

　　我以为，要对类似行为进行真正的检讨，就应针对多年来教育系统的行政化成分过浓的弊端。大学的教学秩序，大学本应坚守的大学精神，应该得到充分尊重，至少行政力量不应介入过多，至少不应造成对正常教学和学生上课的影响；无论是大学还是大学生，更亟待培养出一种真正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大学精神。

　　（毕晓哲，河北省石家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