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宇：我没有北上的野心

　　作为第一部大陆与台湾的深度合拍片，《星空》的试水对“台片”北上是喜是悲？

　　徐佳

　　因为电影《星空》的上映，来自台湾的新生代导演林书宇逐渐为大陆所知。

　　2008年的上海电影节，他的处女作《九降风》捧走了“亚洲新人最佳影片奖”。有人说，台湾电影有希望了，因为从林书宇身上看到了已经开始接地气的年轻人。

　　三年后，“台片”全面复兴的浪潮中，第一个“北上”吃螃蟹的人还是林书宇。作为第一部大陆与台湾的深度合拍片，《星空》采用台湾班底制作、大陆注资运作的方式，可以看做台片北上寻求大陆市场的一次试水。

　　“这其实是一次意外。”人在台湾的林书宇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专访时如是说。《星空》根据几米绘本改编，起初只是一部拿电影辅导金的小成本文艺片，预算大约两三千万新台币（约合400万~600万元人民币）。金牌监制陈国富加入后建议林书宇，既然你决定用徐娇，剧本也没什么问题，不如试试合拍。在陈国富的牵线下，《星空》加盟了华谊的“H计划”，资金一下扩大到了四倍。

　　“我可以用好一点的摄影器材，放多一点的特效，也可以真的去巴黎取景了。” 充足的资金为《星空》营造了华丽的视觉效果。华谊也利用自身的资源，卖力地为这部“小清新片”营销。在无数的场合，都可以看到陈国富和王中磊为“70后”的林书宇站台的画面。“我觉得片子已经成了。”影片上映前夕，陈国富很有信心。但他也留下了伏笔：“如果它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产生该有的影响力，我会对这个行业比较悲观。”

　　从商业的角度讲，票房几乎是衡量电影成败的唯一指标。陈国富的担忧似乎正在得到印证，大陆首周末票房破千万后，《星空》的票房一路下滑。第二周全国排片场次已不足3000场。连王中磊都忍不住微博(http://weibo.com)呼吁“给《星空》追加场次”。目前，《星空》已接近全面下档。“两岸三地的票房加起来大约3000万元人民币出头”，林书宇估算，票房远没有达到预期。“其后果是，以后还有没有人敢投资这么高品质的文艺片呢？”他自责并为此担忧。

　　高投资不为更商业

　　“文艺片、没卡司（Cast，演员阵容）、童话性……从题材到类型，《星空》本来就不是准备破亿的片子。”林书宇总结《星空》票房失利的原因。《星空》的故事既单纯又复杂。表面上，它讲述了两个13岁的孩子相遇之后又分开的故事；实际则是以成人的视角打量青春期绝对的孤单。

　　正因为是成人的视角，林书宇加入了许多文艺腔的自我表达。比如，整部电影的铺排有些细碎，不仅对应了几米绘本的影像风格，也对应了从成年回望少年时那些拼接记忆的碎片；又如，当阿远和阿云漫步铁道时，银幕上闪现的是侯孝贤《恋恋风尘》的经典画面。那也许也书写了林书宇本人关于青春的记忆。

　　“大人不看，小孩子看不懂”，影迷评价《星空》的两不沾边。林书宇也感到遗憾：“当初在做一些试片的时候，成年人的反映很好。但上映后，来的大部分是学生。成年人反而没有来看。”

　　有朋友告诉他，《星空》早来了三四年。因为在这个大片时代，没有商业噱头、没有大明星、没有名导演、没有刺激性，就没有市场。在前贺岁档的11月，和《星空》一样做类型化尝试的，还有陈国富监制的《转山》和贾樟柯监制的《Hello ！树先生》，它们都靠着口碑在苦苦支撑。

　　“华谊注资后，你曾经想过为市场调整拍摄方向吗，比如商业化的表达重一点？”本报记者问。“完全没有耶！”林书宇斩钉截铁，并加快语速说：“如果要商业的话，几米就不会找我拍啦，把版权卖给香港导演就可以了；如果要商业的话，《星空》就变成非得把故事说清楚、不停解释并增加刺激的画面。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要做一个品质很好的绘本改编电影。资金增加了，只是为了让故事更好看，而不是更商业。”

　　1976年出生的林书宇留着学生头，戴一副标志性的板材眼镜，身上带有很重的学院气。回答问题时，他会直接跟你说：“好难啊”、“不知道耶”，爽快干脆。对谈时，他也快人快语，并不设防。他说，他没有研究过大陆的市场，也不了解大陆观众的口味，他只拍他熟悉的人和事，只是想做品质好的电影。王中磊评价他：“林书宇像我接触的许多台湾导演一样，很有书卷气，甚至看起来像一个学生，但他书卷气的面孔下面蕴藏着很大的力量。”这也部分解释了华谊为什么要投资《星空》。“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让2011年的电影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声音。”

　　《星空》没能从票房上突围，再次证明了当下的电影市场并不多元而包容。林书宇有些“怨气”，但他只能在微博上发发牢骚。“明理的人让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不明理的人努力尝试让这个世界来适应他”，他以萧伯纳的名言自我抒怀。敲打这段文字时，这位年轻的导演曾陷入深深的自责。他解释，这不仅仅在于首次北上的失利。“我更担心还有没有人敢投资高品质的文艺片呢，因为《星空》可能会吓走一批人。”

　　观望北上

　　正是《星空》的北上，给从来没有在大陆生活过的林书宇有了一次比对两岸文化的机会。“文化差异并非很大”是他的结论。只是，因为《星空》几乎完全在台湾取景拍摄，进入大陆市场前仍需要一些改动。比如，把台词中的“班导”改为“班主任”；把“国小”改为“小学”，都是用词上的微调而已。“内容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看得懂啊，而且评价和泪点都比较一致。”

　　真正让林书宇感到有问题的是“文化排斥”。一些网友质疑徐娇的台湾口音“很做作，好恶心”。这让他有些愤愤不平。“我不可能在全部人都是台湾口音的情况下，让徐娇讲北京腔啊。而且全台湾都这样讲话，如果他们认为做作，我也没办法。”

　　他将这部分无关电影本身的批评称为“地域性歧视”。不光大陆有，台湾也有。就像《让子弹飞》在台湾票房惨败，连林书宇也看不懂。“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耶，姜文他们三个演得真好”，“可惜的是，它被贴上了标签，引来了民众偏见。”

　　“我不喜欢被贴标签的感觉，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林书宇直言。在台湾，地域性标签对于本土籍导演至少还有正面的效力。而在大陆，这样的情绪自然是负面和尴尬的，让还没学会处变不惊的年轻导演不得不顾及。“我没有北上的野心。”在不同的场所，他一直重申这个观点。“我对大陆的人、生活品味、讲话方式都不了解。我只会写发生在台湾的故事，因为那是我成长的地方。我们只能拍我们所了解、理解的文化和环境。”虽然《星空》已经到大陆走过一遭，林书宇坦言，自己对大陆的审查制度并无研究，“我只知道他们说了算”。

　　林书宇的声音折射出部分台湾年轻导演对于北上的观望态度。九把刀执导的《那些年》在台湾和香港大卖，但它能不能在大陆继续红火，连台湾著名电影学者焦雄屏也没有把握。“就算能够上映，为了审查也得大幅度修改吧，那过瘾的程度肯定会大打折扣。”那来还是不来呢？

　　忙完《星空》的宣传，林书宇有些疲惫，他准备给自己放个假，见见朋友、看看电影。至于下一部电影拍什么，他没有计划，没有想法，一切随缘。“如果有好的案子，我不排斥去任何地方。但我只会写台湾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