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资中筠：家国情怀的失落

　　第一财经日报：陈乐民先生有一条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你如何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

　　资中筠：我现在比原来入世多了。我的本性，是容易逃避现实的，所以，解放以前，我没有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对当时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虽然也很反感，但又厌恶一切政治，于是就躲在图书馆里。

　　我原本希望退休以后过比较平静的生活，多看一些想看的书，但是现在有点欲罢不能了，一些事触动我，令我愤慨，又想说。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循环，被推入比较入世的状态。

　　现在，资讯发达，不出门也能了解许多社会现实。“岂有此理”、“太不像话了”这些词，我说得太多了，因为“不像话”的事太多了。

　　日报：家国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如今，这种特质有变化吗？

　　资中筠：今天的青年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摆脱家国情怀了，摆脱了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但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盛行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知识分子也裹挟其间，物质主义对知识分子有如此深入的影响，在中国是从来没有的，这一段历史值得研究。

　　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放开了，在一段时期内，这一做法相当成功。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大规模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的影响前所未有。面对物质和思想的夹击，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

　　一个很优秀、很有理想的人，看看情况不对，就开始“用脚投票”了。但并不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没有好学深思的人，从绝对数量来讲，有理想的、思考问题更成熟的知识分子，一定多于过去。

　　日报：知识分子家国情怀淡化之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资中筠：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共识，即使有，也是“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争论非常激烈，但是“民主”、“科学”是共识。共产党的口号也是“民主”。我记得有一次去见106岁的周有光老先生，他跟我说，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在那儿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演艺界人士，如张瑞芳。周老先生跟我讲：“我们那时候反对国民党，因为它不民主，然后周恩来跟我们说，我们就是要民主的啊，我们就拥护共产党。”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各派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能达成共识。

　　现在，有了网络，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观点，在零散的表达层面，已经算充分了，但是无法凝聚起来，因此无法发生有凝聚力的影响。

　　日报：为什么在信息交换更便利的今天，反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资中筠：主观、客观原因都有。客观原因是中国强大了。我从小的感觉是中国积弱积贫，大家都想什么时候中国能强大起来。 现在，相当多的人，真的以为中国挺了不起的，尤其在物质生产方面。不过，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非常多，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再加上现在欧美碰到了问题，对比之下觉得自己挺好。欧美的困难还不是一般的困难，民主的缺陷也在暴露。在我看来，民主本来就是有缺陷的，这一制度本身也在改进，但不能就此否认民主。

　　现在，仍有一些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肤浅，非常虚躁，这就不容易达成共识。

　　另一个原因是，不能敞开来讨论问题。如果可以公开地讨论，就看谁能够结合现实、运用逻辑把道理讲透。现在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方的意见是不能讲透的，得欲言又止。另一方，则喜欢讲一些假、大、空的话，明明没有吸引力，但经常讲，让人以为就是这样了。大多数人不可能想得很深。

　　共识要建立在对历史有所总结的前提之下，需要民众普遍对基本事实有所了解。就拿当代史来讲，很多问题讲不透，现在的大学生不知道“大跃进”是怎么回事，根本不相信当时的饥荒。连基本的事实都不能知道，当然达不成共识。

　　日报：你当时在社科院美国所的研究工作，对政策决策有影响吗？

　　资中筠：不多，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对台湾问题，我曾提过一些建议。我一直不赞成一门社会科学完全成为一个思想库、智囊，但实际上，现在做国际政治研究的人都想做智囊，都想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议。我认为，研究一门学问，如果仅仅从实用角度来研究，是研究不深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客观、超脱的。

　　上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当时自己很有信心，既然研究美国，总是希望尽力帮助中国人客观地了解美国。

　　我对国家特别的忧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间点也是我思想的分界线：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说违心话了。1991年我辞了所长职务，正好美国威尔逊中心有个访问学者的机会，就去了美国十个月，之后，我对美国的研究更宽阔了，不再只研究外交，而深入到对美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

　　日报：在你看来，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道义上应该守住的底线是什么？

　　资中筠：凭良心做事，尽量不要同流合污。但我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我也提醒自己——不能要求青年太苛刻，因为他们还有谋生的压力。但是，起码要做到守住底线，不能做助纣为虐、坑害他人的事。假如为了守住底线而牺牲一些利益的话，也应该有这个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