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丹桂的仇与张子善的死

　　——辛亥革命百年系列之二十三

　　章敬平

　　法学博士

　　zjphhh03@gmail.com

　　1951：为海上名伶报仇

　　1951年7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签署了一纸决定书，为越剧界沸沸扬扬扯了三四年的筱丹桂案画上了句号。

　　筱丹桂，是解放前上海滩鼎鼎有名的越剧演员。日后和他结下孽缘的经纪人，当初为了捧红筱丹桂，不惜变卖家产，银弹开路，今天给她结干娘，明天送她上报章，不过一年半载，筱丹桂就在越剧界大红大紫，那个下了血本的经纪人也赚得钵满盆满。不知道是因为感恩，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和所有寻常的故事一样，筱丹桂很快委身于这个比自己年长十来岁的经纪人，做了他事实上的偏房小妾。

　　这个经纪人把筱丹桂视为自己的私产，严厉管束她的人际交往，不准她与其他男性来往。这个要求，对这个红透上海滩的名演员来说，无疑过高且不太切合实际。1947年秋天的某个午后，那个经纪人有事外出，一位越剧圈的男导演乘虚而入，约筱丹桂去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一对演艺界男女私自外出看电影，激怒了经纪人。这位海上名伶也不过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没经过大风大浪，一折腾，精神上受了刺激，便服毒自杀了。

　　这是我们今天对筱丹桂死因的一般理解，那个时候，警方也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将那个经纪人拘捕了，以教唆自杀起诉至法院。很快，法院又将他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

　　筱丹桂的死，就这样了结了？越剧界同情筱丹桂的人很气愤，想想她服毒后容颜尽毁的惨状，念念她留下的“做人难，人难做，死了”的遗言，虽然司法机关宣布经纪人无罪，筱丹桂的朋友，尤其是那个陪她看电影的导演，依然恨在心头。

　　一转眼，陈毅元帅率领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上海变天了。筱丹桂案在一个呼啸而至的大时代面前有了转机。1951年5月，一群越剧演员致信上海市文化局，要求调查筱丹桂自杀真相，矛头直指那个经纪人，说他是个戏霸，说他逼死了筱丹桂。

　　逮捕。揭发。

　　人民民主专政的浪潮中，当年那个陪筱丹桂看电影引致大祸的导演站出来，指责筱丹桂的经纪人有计划有目的地逼死筱丹桂，霸占她的财产。军事管制委员会怒了，根据群众的揭发，他们宣称，该经纪人是个反革命。我猜，这个经纪人可能并不懂得何谓反革命，但是，革命者认为他是反革命。

　　反革命是个值得玩味的词：革者，改变也。命者，天命也。革命者，改变天命是也。商周时期，替天行道的汤讨伐荒淫暴虐的桀，英明伟大的周武王讨伐酒池肉林的纣，都被史书描述为“革命”。可见，中国史书上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反革命就是反对改朝换代。按理，反对改朝换代是种政治主张，谈不上对，也谈不上错。只要不动刀枪，不谋人钱财，不害人性命，不付诸行动，不管你怎么反革命，都与刑罚无关，蹲不了监，杀不了头。

　　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罪嫌疑人虽然付诸行动，照样不认为自己是个反革命。1928年，北洋军阀麾下的一个旅长负隅顽抗，致使国民政府的北伐军损失惨重，被俘虏之后，国民政府套用诞生一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条例》，指控这个旅长为反革命。他为自己辩护道，中国几万万同胞，主张革命的北伐军不过几十万，如果不主张革命的都是反革命，满天之下岂不都是反革命，都要治罪？

　　中共执政后，和国民党一样，也将反革命列为打击对象。陈毅之所以能够签署那份命令，所依据的就是5个月前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者，都是反革命罪犯。至于说筱丹桂的经纪人是否真的抱有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动机，当时的专政机关可能没搞清楚，也难得搞清楚。只是综合他在解放前后的表现，专政机关在判决书中指责他：解放前，勾结汉奸特务，反动势力，压榨职工，逼死筱丹桂，奸诱妇女，破坏职工运动；解放后，幻想蒋匪重来。

　　仔细读读，除了幻想蒋匪重返大陆似乎能跟反革命沾点边，逼死小丹桂，怎么也谈不上反革命。然而，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只有惩治反革命条例，没有刑法，除了反革命的标签，再也找不到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所以，反革命三个字，就像一个魔咒，谁碰上谁倒霉。那个倒霉的经纪人碰上了，算是在劫难逃。军事管制委员会综合这家伙解放前后的表现，认为他罪大恶极，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必须判处死刑。第二天，他被押赴刑场。

　　没有刑法的日子里，因为反革命罪被押赴刑场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他之后，“反革命罪”，这个中国法治史上的幽灵，盘旋了46年之久，直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新修订，“反革命罪”这个苏联送给中国的“礼物”，才恋恋不舍地退出历史舞台。

　　1952：为张子善刘青山量刑

　　1952年2月9日，河北省公安厅临时看守处，某个炉火正旺的小屋，被关押的张子善终于见到了中共河北省委派来的同志。

　　当时的天津，是河北的一个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地区的行政机构叫行署，地区党委简称地委，行署的长官叫专员，地委的负责人叫地委书记。张子善起初是天津地区的行署专员，刘青山调走之后，他接任地委书记。

　　当省委派来的同志走进他的小屋，他已不再是地委书记，而是一个听候处分的阶下囚。彼此都是老熟人，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地点谋面，我猜，他们都有点尴尬。省委派来的同志不是来叙旧的，是代表省委宣布处罚决定的。“省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开除你的党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如此结局，读书人出身的张子善应该不会觉得突然。虽说国民党政权的六法全书在中国大陆全成废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没有制定颁布新的刑法，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他的行为还难以定罪量刑。但是，关押70天以来的局势，已经预示了这个结局。

　　70天前的那个清晨，张子善应招来到省委机关，事先已让公安厅做好准备的河北省委，向他宣布了逮捕决定，张子善又哭又闹，拒不接受，反问省委为什么要抓他，他有什么罪？省委显然有备而来，对他这样1930年代初入党，被捕入狱后严刑拷打拒不变节，参加革命后功勋卓著，曾在短期内连升三级的革命功臣，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随意逮捕的。

　　逮捕张子善之前一个来月，天津行署一位副专员走进省委大院，向纪检干部检举时任专员的张子善、时任地委书记的刘青山，控告他们俩贪污挪用公款，勾结奸商倒卖军用物资，生活奢靡。

　　当时，抗美援朝的战火尚未停歇，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持志愿军，在其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要求全国“提倡节约严禁浪费”。这样的背景下，张子善班子成员的举报，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高度重视。专案组旋即赶赴天津，秘密调查一圈之后，他们向省委报告说，天津地委机关生产中的问题，很多，很严重，建议省委及早考虑解决。

　　机关生产，简单说，就是自力更生，保障后勤。“到处是庄稼，处处是牛羊”的南泥湾，是中共在战争年代从事机关生产的典型。建国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机关生产作为优良传统被张子善、刘青山继承了。那时候，重振南泥湾精神，重建家园的，远不止他们俩，省委派出的专案组之所以说他们的问题很多很严重，是因为他们为了搞好机关生产保障后勤供应，不惜挪用公款克扣民工。更有甚者，他们贪图个人享受，挥霍浪费，穿衣，要皮的毛的，吃饭，要酒肉具备，乘车，要卧车，洗澡，要人搓背等等。

　　不久，或许还没考虑成熟的河北省委负责人，参加了华东局会议。会上，华东局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及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政治气候显然不利于张子善，而他本人浑然不知，省委突然调走刘青山在他眼里也不是什么不祥之兆。直到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他展开对号入座的批评，时为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才感到麻烦大了。

　　8天过后，张子善被逮捕了。当天晚上，华北局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有“AAAA”、“绝密”字样的电报，标题是“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张刘逮捕法办”。此时，已经调往省委的刘青山，正随中国代表团在国外访问呢。

　　第二天凌晨，毛泽东接到这封揭发刘张“贪污挪用公款200万元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的密电，亲自草拟了一封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电报，开门见山第一句“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

　　不久，经毛泽东阅示的报道刘青山、张子善腐败的新闻稿，乘着“三反运动”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刊发。一时间，刘青山、张子善变成家喻户晓的反面典型。虽说两人涉案金额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挪用200万，贪污6万，放在今天也无伤大雅，然而，在那个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据说领袖也粗茶淡饭的年代，民愤极大。

　　怎么办？开除党籍好办，党内走个程序就行了，难的是刑事处罚。须知，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六法全书在中国大陆变废纸了，新的刑法还没有制定和颁布。根据人类在反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斗争中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张子善和刘青山挪用贪污公款的行为，在没有新的刑法作为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如何定罪？如果不能定罪，量刑从何谈起？

　　中共有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党将定罪量刑的“球”，由上而下“传”给了群众。经征询天津地区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536人同意判处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5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立即执行。在此基础上，河北省委形成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接着，华北局给中央发了封电报，说：张刘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河北省委通过，经我们同意开除其党籍；为维护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河北省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执行。

　　最后，毛泽东综合下面的意见，拿了主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人以张刘的革命功劳，请求毛泽东免予一死，毛泽东回答道：正是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不知道，省委派来的同志有没有将小屋之外的决策过程一一告诉张子善，也不知道，张子善听闻死刑立即执行后是怎样想的。面对省委派来的同志，他不可能像今天的腐败官员那样，强调罪刑法定，要求聘请律师或者取保候审，而是自责自己“罪恶深重”，觉得这样处理他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他请省委派来的同志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他很感激，他不骂党，也不喊共产党万岁，他希望省委只处决他一个人，留下刘青山。

　　他的遗言不可能挽救刘青山。1952年2月10日下午1时许，刘青山和他一起，被押赴保定市的某个刑场，留给他们的，是两颗子弹，两口紫红棺材。

　　那一年，张子善37岁。